贵山漫记∣《矩州风物——双槐树·护国路》

作者：涤之

老贵阳城中心偏东，有一条南北交通干道，名为“双槐树”。双槐树北起二浪坡（即今天的中山东路小十字到老东门路段），南止南横街（现已没有了）。双槐树分支为白沙巷、会文巷、指月街。民国4年夏月，为纪念“护国运动”的生发，坊间曾更名为“护国路”。不过，老贵阳人仍习惯称之为“双槐树”。其实“双槐树”仅仅是指今护国路中山东路至指月街一段，而指月街口至王伯群故居处一段当时名为“南书院”，王伯群故居处至南横街一段即为“顺城街”；可当地人大多将其统称为“双槐树”。

若许年来，这条充满百姓众生风霜沧桑，各路诸侯更迭交替的贵阳老街道，竟也经历了“杨柳岸，晓风残月”的几度春秋、“铜琵琶，大江东去”的几多风雨，叮铃咣噹地风流了几十载。

老贵阳人说，贵阳如果没有“双槐树”，护国运动的魂就找不到哪儿落脚；亦说，双槐树如果没有更名为“护国路”，护国运动的旗帜就不晓得在哪里飘扬。

可不就是这样？

新、老贵阳人都知道，双槐树中段，有一幢法式建筑，也是老贵阳最有名的建筑。自1917年在双槐树落成后，这幢建筑就成了贵阳护国运动的标志，而这栋公馆的主人王伯群先生，即是贵州护国运动的主要组织者和参与者。有人说，双槐树改名为护国路皆因为王伯群是护国运动的先驱。其实不然。早在1915年护国战争（又称护国战役、护国运动、反帝制战争；1915年—1916年，袁世凯在1915年12月于北京宣布接受帝制，南方将领唐继尧、蔡锷、李烈钧等在云南宣布独立，并且出兵讨袁。袁世凯的军队受挫，南方其它各省之后亦纷纷宣布独立。袁世凯在内外压迫后宣布取消帝制，并于数月后病逝）开始，贵州为护国运动前列之一时，就已经更名了,只是老百姓没有认真启用。

说来也怪，这条街名叫“双槐树”，可从街头到街尾，一根生就没有见到过“一双槐树”（许是吾辈生得太晚？）。倒是在王公馆的院子里见到了两棵槐树：一棵在公馆的东南角，一棵在公馆的正北面。两棵都是不算粗壮的龙爪槐。槐树冠上的几个大桠枝向外弯曲平伸、蜿蜒虬空，如同大大小小、无数条舒颜展臂凌空飞舞的龙，恰为俗称的“蟠龙槐”。

嗨，真不知是先有双槐树街，还是先有王公馆的一双槐树？这桩公案，虽说不至于影响后来“护国路”的生息，但了解一下总是有益的吧。设若连自己城市中枢的“护国名街”都一问三不知，岂不可怜了为“护国”“护法”赴汤蹈火的贵州先贤？

还好，再是历次运动的动乱，恁是没有完全摧垮伫立于双槐树一隅的王公馆。静谧雅致的王公馆亦不负众望，冷眼旁观地悄悄记载着自1917年后几许风起云涌的大时代、叙述着几多风高浪急的护国史，以及护国路上一个个文韬武略的人物，吾辈才得以知晓一二。

说，1917年王公馆在双槐树落成，双槐树的大小公馆仿佛一夜之间就鳞次栉比地顺街道两侧逐一建成。院子有单门独院的、两进的、三进的……；公馆（公寓）建筑风格有徽派的、湘楚的、巴蜀的、两广的……；公馆主人有做官的、经商的、文化的……。一时间，除了原先街旁小巷内的闲散小户，缝穷绣花、修锅补碗、卖水鬻浆等等的下力百姓而外，双槐树成了贵阳几乎有头有脸、达官商贾之聚居地。先后有旧时国民政府交通部部长王伯群、贵州省巡按使戴戡、黔军总司令王文华、贵州省省长黔军总司令袁祖铭、云南巡按使贵州省省长任可澄、贵州省书画大家孙竹荪，以及国民革命军第25军军法处处长、曾担任过孙中山秘书、后任民政厅、财政厅厅长詹寕初、王家烈“五虎上将之一”的国民革命军第25军教导师师长、贵阳市城防司令车鸣翼等各路诸侯，都曾在这条不足三百米的街上“乱哄哄你方唱罢我登台”地风云一时。

喏：护国将军戴戡（1880—1917），贵州贵定猴场堡人。1913年秋，为贵州省長。1915年解职入京，被任为参政院参政，知袁世凯谋称帝，遂往返京、津，与梁启超、蔡锷等密商，拟在云南、贵州发动起义讨袁，1916年1月28日歃血为誓，与纛讨袁。但“出师未捷身先死”，1917年张勋复辟时，戴戡率黔军第八营抵御刘存厚率领的川军数万人的围攻，坚守成都达13昼夜，力竭城陷，于同年7月18日在成都百里外的秦皇寺为川军吴庆熙部击毙，时年三十八岁。戴戡临死前对身边人员说：“我与共和同生死，今不幸遭逆贼叛国，为贼所算，我不可受贼辱。我死后，若能生还为我吾同志，恢复共和，即为我复仇也。”

戴戡，这位“拥护共和”的不朽功勋，在贵州省长的职位期间，住在“双槐树”。

兴学、从政、修志的任可澄(1878—1945)，贵州普定县人，贵州宪政派代表人物，清光绪二十九年(1903)举人。时贵州推行新政，兴办学堂，任可澄与唐尔墉、华之鸿先后创办师范传习所、宪群法政学堂、通省公立中学、优级师范选科等校，任主讲，学员颇多。1920年11月至1921年3月任贵州省长。任可澄任贵州省长（代）时间短促，虽无甚政绩，但他任用贵阳文化名人桂百铸当省长公署教育科长，积极筹划成立了贵州女子师范学校；其后主持续修《贵州通志》110卷700余万字，及所编印的《黔南丛书》7集，每集10册，则为世人留下了弥足珍贵的财富。1945年12月9日任可澄卒于贵阳，终年六十八岁。

原来的双槐树中段、“王公馆”斜对面，如今的护国路132号、凯宾斯基大酒店，就是任可澄在职期间的宅居地。

曾住过“双槐树”的，还有民国11年任贵州省省长的贵州安龙县龙广镇五台人袁祖铭。

一代枭雄袁祖铭（1889年—1927年），于1922年8月，受命北洋政府委任为贵州省省长，五省联军总司令、北伐军左翼总指挥，陆军上将。袁祖铭1926年投国民革命军，任左翼军前敌总指挥兼11军军长，驻扎湘西。在护国、护法时期，袁祖铭转战川、黔、湘、鄂各省，屡建战功，因战功赫赫，川中诸军阀对他多有敬畏。民国十六年（1927年）除夕，唐生智令其第八军教导师师长周斓除掉袁祖铭。浑然不知的袁祖铭仅带副军长何厚光、参谋长朱崧和数十名卫士前往赴宴。果然，周斓的“鸿门宴”正候着他呢。袁祖铭一行人等在常德宴会上被伏兵乱枪射杀，无一生还。袁祖铭毙命时年仅38岁。

位于双槐树82号的“孙家大院”，是民国年间名噪一时的孙嗣煃、孙嗣煊两兄弟修建的。贵阳孙氏有154年历史，现已繁衍到第七代。其中，以孙清彦(竹雅)、孙嗣煃（竹孙）、孙嗣煊（书农）为代表的孙家人，在诗文书画上名动一方。

孙清彦（1819—1884）云南呈贡人。幼工诗，写仕女、花鸟、竹木俱佳，而山水尤工。书法天资甚高，各家俱精。昆明市中心的金马、碧鸡两坊额，即其手笔。贵阳黔灵山上的“虎”字、东山上的“龙”字两处摩崖石刻，均为孙清彦的遗墨。

孙竹荪(1882 — 1967)孙清彦之子，清末秀才，毕业于贵州法政学堂。1906— 1907年任北京学部编译，不久就通判职，分发贵州。1927年，贵州军阀混战，李晓炎推翻时任贵州省主席周西成，视孙竹荪为异己，受排挤解职。以后一直赋闲在家至贵州解放。1953年被聘为贵州省文史研究馆馆员。1967年逝世。

孙书农(1883—1970)孙竹荪之弟，曾任贵州高等审判厅庭长、二级法院院长，贵州龙里、定番县县长。1958年被聘为贵州省文史研究馆馆员。1970年去世。

在当年的双槐树，虽说住着时任贵州省长袁祖铭、任可澄、王伯群等名噪一时的政治名人，但一说起“孙家大院”，却都没有孙家大院“世代书香”的名望。可见文化的传承，才是真正深入人心的啊！

王伯群俩兄弟就不再赘言了，那既庄严肃穆又优雅高贵、出世90多年的王公馆——“王伯群故居”就大可代言。护国路上最能够让人怀古思幽的就只留下了这半边王公馆；王公馆建筑的中式部分，在上世纪80年代旧城改造时被“造”没了！还好，王公馆幸存的法式建筑部分还在。或许，好些我没有说完整、明白的人、事、物，您向余存的王公馆请教，说不定还能有所斩获。

不过，倒是可以再叙叙双槐树“为人民服务”的“小人物”——提起贵阳早期的女子教育，当然越不过贵州妇女解放运动的先驱白铁肩。

白铁肩(1871—1936)原名罗光懿，自幼在父亲开办的私塾启蒙，19岁时，她与白士艺(举人)结婚。从夫姓，自己改名为“铁肩”。当然是取“铁肩担道义”之意，直抒自己为国为民的理想和志向了。白铁肩婚后，丈夫长年在外，并在南京娶了一妾。白铁肩生活困难，精神痛苦。为排遣惆怅，白铁肩与闺蜜谭佛侠、黄烈臣等变卖嫁妆、首饰,于1907年，租用双槐树几间民房，创办了以自己名字命名的私立光懿女子小学堂，自任校长；课程设有国文、算术、音乐、图画、史地和修身、习字、手工等。同年10月，贵州自治学社成立，白铁肩参加了该社，并以女校为自治学社重要活动据点之一。

令人唏嘘的是，为了光懿女校的开办，倡办者之一的谭佛侠付出了生命代价。白铁肩、谭佛侠等为了办学筹集资金，捐出嫁妆变卖的义举，遭到谭佛侠公婆的反对和阻挠，将其关在家中。谭佛侠以死抗争服毒自尽。譚佛侠的死，让白铁肩更坚定了要争取妇女受教育的权利、办好女校的想法。

白铁肩为谭佛侠召开追悼会，疾呼“妇女受教育的权利”；她响应“贵州不缠足会”和“天足运动”,倡议并约校内多名女教师成立“天足会”,提倡解去缠足布,恢复天然足。她收容不堪虐待的逃婢达百余人,为她们开设读书、习字、珠算、缝纫、烹饪等课程，培养其自食其力；在其影响下，贵阳多所女子学堂纷纷响应。“天足”运动在贵阳迅速开展起来。

1915年,白铁肩在光懿女子小学堂内增设女子师范讲习班，旨在为社会办学培养师资，解决学生继续升学的问题。

1920年，白铁肩受聘担任省立女子师范学监，同时举办女子工艺班，招女生40余人学习缝纫绣花技艺。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她参加救国募捐活动，当众捐献仅有的一枚金戒指,并带领学生上街宣传抗日,亲自登台演讲。

可叹的是，这位贵州妇女解放运动的先驱，因积劳成疾，于1936年6月逝世，享年65岁。

双槐树7号（今护国路北端），曾是贵阳基督教会妇孺工作委员会1940年在贵阳市创办的“福幼园”。后来，为纪念中华基督教会全国总会会长总干事诚敬一牧师，将“福幼园”改名为“敬一幼儿园”。教学内容以宗教为主，采取主日学的形式教学。唱儿童赞美诗，讲儿童圣经故事。

不知是巧合还是着意，1972年的秋天，在已经消弭的“敬一幼儿园”原址上，竟办起了集体所有制的“护国路幼儿园”，倡导者是贵阳市公立第七幼儿园的园长詹行易，上任的第一任院长是七幼的老教师徐韵辉女士。

还有一个奇怪的现象，双槐树整条街虽然是出门入门人相熟，但竟然街头街尾无商铺？每天从早晨鸡鸣始至子时，除非梆梆梆的馄饨担子声响起，要不，那轻悄悄地温馨，连风都是静谧的。

许是因了天时地利、人文环境？双槐树就不免自矜自贵地矫情起来，竟自诩为贵阳的“文化贵人”街。那时候，只要是有点钱的，都拼命挤着在双槐树置房，仿佛一住进双槐树，就会成为达官显贵似的。

其实，双槐树这条有些历史的街道，始于何时无具体资料记载，但在清朝道光年间(1821 年——1850 年 )就已经存在，街名分段叫作双槐树、南书院、顺城街，后来顺城街改名为会文路，南书院莫名其妙地没了；只留下叫响了的街名“双槐树”。1942年出版的《贵阳市指南》一书，街名称为双槐树、会文路。

也就在1942年，旧时国民政府将其正式易名为“护国路”。此名一直叫到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