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祖国 献礼新中国70周年华诞”优秀征文选登|追求现代,亦不忘传统

文/李宽定

　

　   流年烟火　静好人生

　　“儿童相见不相识,笑问客从何处来。”

　　并非“少小离家”,人到中年时家还在桐梓:先是住“下街”,新中国成立后改叫“新民街”,58号；再后来先后搬了三次家,“县委坝坝”“沙岗”“南棠垭口”,直到35岁才担着离愁、拖儿带女远走他乡,一走40年。离去时心里暗自发誓,不混岀个人样儿,决不回来。但水有源树有根,根植在心头,何况父母的坟还在桑梓,故40年乡情难舍,乡音未绝。每年春节、清明,都要带着儿女悄悄回来,给父母磕个头,站在父母的坟前,远远的怅望良久,才又悄悄离去。岁月催人老。上了年纪,许多昔日的恩恩怨怨淡了,儿时的记忆反倒日渐清晰起来。有时,按捺不住心中的眷恋,就让孩子把车窗的帘子拉上,开着在城里兜一圈。每次看到城市越来越大、街道越来越宽、街边的楼房越来高,而记忆里昔日的景物消失得也越来越快,心里五味杂陈。

　　故宅无踪影,燕归来,旧梦难寻。人看我不识,我看人陌生。往事桩桩上心头,恨中有爱,爱中有恨。昨日梁园难久留,去也,去也,频回望,泪落归程。

　　每次回乡扫墓,都是带着莫名的喜悦和惆怅归来,思绪万千,彻夜难眠。桐城变化虽大,但新有的,都市里都有；而那些已经消失和行将消失的,才是桐城独有的风景,承载着自己的历史和文化。先是亮石河边的水车、碾房没了,跟着城里的戏院、魁阁又没了,后来连那些青砖白线四周有回廊、气派得让人起敬起畏的“洋房子”也没了；到最后,就连我们看着建起来的电影院都没了!当初建那电影院的时候,大家好欢喜,争着去做义工。那时我还在读小学,晚上也去工地挖过土、挑过砖呢!这可是我们这代人曾经的期盼,也是我历久弥新的记忆!

　　当然,现在的电影院,比那老电影院好得太多了；与70年前的那个小戏院比,更是天壤云泥。但是呢,小戏院虽说不上富丽堂皇,在我们这代人心里留下的印象,却回味悠长。那时的桐城很小,东门南门、西门北门,想当然都曾经有过城门。只不过到了我们这一代,“城”还在,“门”没了,就留下了个“东门”?“南门”的名字。70年前的桐城,很小,只有四条不宽亦不长的小街。小戏院就在“下街”的尽头。每天的傍晚,戏院的人都要岀来“打吆台”:两个着戏装的丫环抬着当晚上演剧目的牌子,两个花旦、两个武生紧随其后,再后就是敲锣打鼓的。听母亲说,那锣声鼓点叫“急急风”。他们从戏院岀来,经北街到南街再转下街,绕城一周,又回到戏院。用现在的话说,他们这是为当晚的演出做广告。那时,这别出心裁的广告,可是小城一景。听到“急急风”,屋里的大人孩子都跑岀来,挤在街边,看着他们来、又目送他们去。没机会进戏院,能在外面看看也好。不知有多少人心里在想:“等哪天老子有钱了,一定要进戏院去看一回!”

　　那时,我家就住在“下街”。我问过母亲和老师,长大后也曾查过县志,但直到现在也没有弄明白,有北街西街南街,为什不叫东街而要叫“下街”?或许,是因为住在“下街”的人,多是贩夫走卒,靠挑山货、编草帽为生计?习以为常的日子一久,人就慢慢麻木了。日出而作,日落而歇。“下街”的人都习惯了早睡早起,一到晚上,街上就轻风哑静,像画在纸上的一样。尤其是冷雨秋风的夜里,偶尔有挑担沿街卖宵夜的,时不时一声吆喝:“炒米糖、开水——。”那一声悠长的“开水——”,就如诗文里说的“神来之笔”,写画岀小街的冷清和寂寞。能让“下街”人开心的,除了看戏院的人“打吆台”,就是听“妑子”拉胡琴。“妑子”叫高连君,是个残疾人。他的脖子很长,但颈椎无力,平日里不是把头靠在板壁上,就得用手托着自己的下巴。力气活儿他是干不了的,只能守着个小酒馆讨生活。但他的胡琴拉得很好。邻人们心里的悲喜烦忧,常常被他那悠悠扬扬的琴声牵动,或开怀,或垂泪。只要能开怀或垂泪,都会让人稍微轻松一些。我家就住在他那小酒馆的斜对面。夜里,无论大月流天还是细雨迷濛,我常端张小凳坐在家门口,听他拉《江河水》、拉《二泉映月》,有时听得心里酸酸的,想哭,想打架,有时很想仰天一声长啸。多少年过去之后,回想起来,我才隐隐有了些意识:或许我的音乐梦,就是从那个时候开始的。

　　妑子早已故去,“下街”如今也只是我们这代人记忆中的一个名字。今日之桐城,已不再是昨天的桐城。每一个城市都有她的前世今生。这是规律,也是社会的进步。但没有前世,又哪来今生?追求现代,亦不忘传统,才会有文化的积淀。所以,受邀专程驱车回故里,感受森航集团如何把桐梓人渐行渐远的记忆,一砖一瓦再现于“桐城记忆”保留下来,延传给子孙后代。这确乎是莫大的功德!故尊嘱,欣然作序以纪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