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言与文化丨贵州人是怎么为“洋芋”“包谷”这些外来作物起名的?


每年夏天,贵阳凭借凉爽的气候吸引了大量的游客前来避暑休闲,而在今年一种名叫“洋芋仔”的DIY文创产品突然在社交平台上火爆出圈。在筑城广场附近的地下通道里,数十家文创小店人气爆棚,无数游客扎堆DIY专属洋芋公仔,搭配银饰、草帽等特色配饰,把平凡的“洋芋”做成了独一无二的贵州限定潮玩。

或许很多人在享受着手工的治愈感时,却不知贵州人常说的“洋芋”,从来不只是简单的乡土俗称,而是隐藏着一套贵州人为外来作物取名的方言密码。
其实不止洋芋,甘薯、玉米、西红柿等都是贵州栽种比较广的外来作物,原产地都是美洲,它们传入中国后,在国内的称呼五花八门。以贵州为例,西红柿在各地的称呼就有“毛辣角、柿饼茄、酸茄子、酸茄果、洋茄子、洋辣子、海茄、洋辣椒、米辣茄、酱茄”等20余种之多,甘薯有“红薯、饭薯、红苕、白苕、苕、山药、山萝卜、地萝卜、萝卜苕”等10余种,玉米和马铃薯在贵州方言中的称呼还比较统一,前者绝大多数地方称“包谷”,只有习水称“包米”,六盘水的一些村寨称“玉麦”;后者绝大多数地方称“洋芋”。汉语各方言对这些外来作物的命名,既与本土原生作物的名称有密切关系,又反映出它们的传播历程。
一般说来,外来作物的命名有两种方式,一种是比附,一种是转用。使用比附的方式来命名的,一定与该地区的某本土作物呈对称形式,两种称呼共同存在。相反,使用转用方式命名的,为了避免混淆,与用该名称命名的既有作物在地理分布上一般不会重合。
“饭薯、红薯”“洋芋”就是比附命名的产物。“薯”是“藷”的俗字,《玉篇·艸部》:“薯,音署,薯蓣药。”《广韵·御韵》:“藷,藷藇。”“薯,薯蓣,俗。”“藷藇、薯蓣、薯蓣药”皆指同一物,即今之山药。当甘薯传入时,人们根据外观、口感、生长方式等多方面联想,将这种新植物与原生植物比附,并加上“番、红、白”等区别性特征,造出“红薯、白薯、饭薯”等新词。
炸洋芋片
蛋包洋芋
“芋”本指芋头。《史记·项羽本纪》:“今岁饥民贫,士卒食芋菽。”司马贞《索隐》:“芋,蹲鸱也。”“蹲鸱”是芋头的别名。“洋芋”这个称呼,就是从芋头比附而来,加上了“洋”这个区别性特征。
“番薯”和“洋芋”从名称上一比较,就可知,在中国大多数地区,甘薯的种植是早于马铃薯普及开来的。“番”和“洋”都是外来的意思,但是“番”是比“洋”使用时代更早的外来事物修饰语,当“番”被用来称呼流入稍早的甘薯后,新出现的马铃薯自然就不会再用“番”命名,转而用更新的“洋”。将西红柿称为“洋辣子”也是比附辣椒的基础上创造出的。

当然,辣椒也是外来物种,不过,辣椒在贵州的普遍种植,要早于西红柿,于是当人们不再认为辣椒是舶来品时,就在“辣子”的基础上加上“洋”,用来指称西红柿。
比附命名时,除了在修饰语上以“胡、番、洋、西”或外国国名冠在词首之外,还可以从味道、外观、种植季节等方面加以修饰。比如“红薯”“白饭薯”等就是用颜色修饰,“酸辣子”“酸茄果”等就是以味道来修饰。来源于南美洲的玉米,被称为“珍珠米、珍珠粟、包粟、包谷、包麦”等,也是在本土植物“米、粟、谷、麦”的基础上,加上表示外观特征的修饰语。将“山萝卜”“地萝卜”称甘薯是从种植的特点上加以修饰。

转用是将既有事物的名称转用到新事物上,表现在语言上,就是对既有词语赋予新的内涵。将甘薯称为“山药”“苕”就是转用命名的产物。“山药”是薯蓣别名,唐宋以来流行甚广。韩愈《送文畅师北游》:“庇身指蓬茅,逞志纵猃猲,僧还相访来,山药煮可掘。”《尔雅翼》卷六:“唐代宗讳预,故呼署药,至本朝又讳上字,故今人呼为山药,一名山芋。”
“苕”在上古时代就出现了,本为草名,《尔雅·释草》:“苕,陵苕。黄华蔈,白华茇。”《说文·艸部》:“苕,艸也。这个“苕”与今天指甘薯的“苕”没有直接关系,只是同形字。
“苕”是“山药”二字的合音,原本就指山药,当甘薯传入后,人们也就用它来指甘薯。因此,“苕”与“山药”一样,也是转用的结果。所谓“合音”,指的就是语言中两个音节的词,由于快速说话等原因合成一个音节。
例如贵阳话中“哪样”合音为“lan”,“这样子”前两个音节合为“仗”的音。不过,“苕”是“山药”的合音,应该是较早出现的,甚至在甘薯在贵州广泛种植之前就出现了。
“苕”在湖北、四川、贵州等地都有“蠢笨”“头脑糊涂”等意思,在贵州镇宁、关岭、兴义一带,“山药”也有此意,这是“苕”和“山药”在来源上相同的一个旁证。至于为何“苕”或者“山药”指称“头脑糊涂、蠢笨”,这可能跟甘薯长在地里,有的品种,个头极其粗壮,而且又是实心之物有关。人们一般认为,人是否聪明,跟人心是否有孔窍有关,方言中有个词叫“空哨”,这可以指宽敞明亮,也可以指人很聪明。那反过来无孔窍的实心之物,加上粗壮丑陋,就很容易用来形容人心未开窍,蠢笨。
转用其实还有很多,比如将西红柿称为“酸茄子”就是转用。“茄子”也是舶来品,原产地是印度和泰国,公元前4至5世纪传入中国。在中国,茄子的栽培历史悠久,类型品种繁多,一般认为中国是茄子第二起源地。西红柿则大约是在明万历年间传入中国的,远远晚于茄子。

方言中用“酸茄子”“酱茄”来转指西红柿,修饰语冠之以“酸”和“酱”,就是为了与一般的茄子进行区分。不过,转用命名通常不如比附命名普遍,因为转用后,新旧事物使用同样的名称,容易产生混淆,因此旧事物或者消失,或者换用其他名称,才能避免冲突。比如肥皂刚传入中国时,被称为“胰子”就是一种转用的命名方式,不过很快消失了,容易与动物的胰脏相混淆。
参考文献:
姚尧:从甘薯、马铃薯的名称分布看外来作物的命名方式,《语言科学》,2015年第6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