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爱乌江：一路奔腾一路歌（二）
乌江，伟大转折的英雄记忆
“从这里的悬崖峭壁，就可以想象当年红军强渡乌江有多难！”2021年农历春节前夕，来到贵州乌江岸边考察调研时，站在乌江岸边，习近平总书记陷入了沉思。
乌江中游奔腾于大娄、武陵山脉之间，气势磅礴，峡滩踵接。两岸奇山对峙、难以攀登，江中水深流急、不易泅渡，素有“乌江天险”之称。
红军强渡乌江的英雄传奇，还得从1934年12月31日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唯一一次“跨年”会议说起。当天，中央军委纵队到达瓮安猴场，准备抢渡乌江，实现挺进黔北的战略方针。然而，此时的“左”倾领导人依然固执己见，对黎平会议正式确定的这一战略方针持不同意见，坚持回兵东进与红二、六军团在湘西会合，并散布“到了乌江南岸，红军就该拐弯了”之类的错误言论。
在军情紧急的情势下，为进一步消除分歧、统一思想，明确红军的战略方向和行动方针，在中央政治局多数同志要求下，当天下午，就在乌江二级支流草塘河岸的瓮安县猴场商人宋泽生的宅子里召开了政治局会议，史称“猴场会议”。这次会议被称为“伟大转折的前夜”。经过激烈的争论，会议通过了《中央政治局关于渡江后新的行动方针的决定》，重申了黎平会议精神，再次肯定毛泽东同志渡江北上建立新苏区的正确主张，否定了李德等人回头东进与红二、六军团会合的错误言论，决定立刻抢渡乌江，占领遵义。
猴场会议的召开，基本上结束了“左”倾冒险主义领导者的军事指挥权，初步形成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军事指挥中枢。会后，中革军委决定兵分三路，从余庆县回龙场、瓮安县江界河、开阳县茶山关渡口等，迅速突破乌江，抢占遵义，摆脱敌人围攻。
红军强渡乌江，难到什么程度？一方面，国民党严密防守。据记载，当时防守乌江的贵州军阀王家烈的部队为防止红军“赤化黔北”，调派了3个旅1个团沿遵义老君关到思南塘头的乌江各渡口构筑工事，并沿江清除了船只和民房，以阻止红军渡过乌江。另一方面，乌江“崇崖如劈、悬壁临水”的“天险”环境，加上江水波涛汹涌，河面宽处达200多米，窄处虽数十米，但水深流急、漩涡翻滚，沿线荒芜、人迹罕至。要渡过此等险要之地，何等之难！可是，时间紧迫，先遣队必须抢在追兵抵达前，架桥通过乌江。工兵们迅速就地取材，赶制了许多渡江竹筏。
1935年的第一天，红军强渡乌江的战斗首先在江界河渡口打响。此处江面宽250米左右，江水湍急，无论投下什么东西，转眼就冲得无影无踪。当日上午，担任中路突破任务的红二师第4团抵达江界河渡口。经过侦察，决定佯攻，主攻地点则放在下游不远处的老虎洞。2日晩上，5名红军战士乘竹筏偷渡成功，埋伏在山下。3日上午9点，佯攻继续，主攻老虎洞的17名红军战士乘坐三只竹筏在强大火力掩护下渡过乌江，与之前成功过江的几名突击队员会合。22名红军突击队员一齐向守敌冲杀过去，守军一时阵脚大乱。红军乘胜占领了滩头阵地，后续部队源源不断地渡过乌江。
不久，敌军增援部队赶来，开始反扑。形势危急之际，已渡江登岸红军抢占滩头左侧石峰制高点，并借此有利地形打垮了敌人的反扑，巩固了江岸阵地。红军工兵在火力掩护下乘势架起浮桥，主力部队立即从浮桥上冲杀过去，驻守渡口的敌军全线溃退。3日下午，中央直属机关、军委纵队、红一军团、红五军团及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等红军领导人渡过乌江，龙场、茶山关两路部队也顺利渡江，红军突破乌江，粉碎了国民党借“乌江天险”堵截消灭红军的美梦，一扫长征以来的被动局面，从此掌握了战争主动权。
随后红军挺进黔北，向遵义进发。第一方面军一部继续北进，攻克了黔北要塞娄山关，为中共中央和中革军委进驻遵义城及黔北地区的休整做了保证。北进的红军节节胜利，南边呢？中央红军在遵义休整时，红三军团集结于遵义县（今播州区）懒板凳以南地域阻击敌人。遵义会议期间，黔军王家烈向驻守遵义县以南刀靶水的红三军发起突然袭击。参加遵义会议的红三军团军团长彭德怀受命提前离开会场，赶往刀靶水指挥部队作战，击溃了敌军的袭击和侵扰，拒敌于乌江南岸，保证了遵义会议的安全进行。
1935年1月15日至17日，在乌江中游二级支流湘江河岸，原黔军25军第二师师长柏辉章的私人官邸，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了举世闻名的遵义会议。会议改组了中央领导机构，选举毛泽东为中央政治局常委，取消了博古、李德的最高军事指挥权，决定仍由最高军事首长朱德、周恩来为军事指挥者。遵义会议集中解决了当时党内所面临的最迫切的组织问题和军事问题，结束了“左“倾教条主义在党中央的统治，确立了毛泽东在中共中央和红军的领导地位。从而在极端危急的关头，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遵义会议是党的历史上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它标志着在中国共产党在政治上开始走向成熟。
遵义会议后，红军准备北渡长江与红四方面军会合，但因军情突变，中革军委决定回师遵义，于2月26日再夺娄山关。
娄山关，处于乌江流域和赤水河流域分水岭的大娄山山脉主峰，是川黔交通要道的重要关口，自古被称为黔北第一险隘。素有“一夫当关，万夫莫开”之称。谁占据娄山关，谁就掌握了攻守的主动权。娄山关战斗中，红军组织了5次冲锋，与守敌激战在点金山至大尖山一带的山梁上，经过反复争夺，激战一天，终于在黄昏前攻下点金山、大尖山，控制了关口。此战，红军歼灭和击溃黔军3个团，取得了长征以来的第一次重大胜利，也揭开了遵义战役的序幕。
红军夺取娄山关后，沿公路前进的黔军，因屡遭重创，行动迟缓。红一军团主力乘机从水源坝地区向敌人侧后出击，迅速击破黔军的抵抗，直插忠庄铺吴奇伟的指挥部，敌军溃退。红军乘胜直追，歼其大部。在进攻遵义老城的作战中，红三军团参谋长邓萍亲临前线指挥，不幸中弹牺牲。随后，中央红军激战老鸦山，进攻忠庄铺，全线反击敌军，歼敌2个师的大部，俘虏敌人3000余人，28日晨，红军再次占领遵义城，此役的胜利是中央红军得以在黔北休整、继续作战的关键，沉重打击了蒋介石嫡系部队的嚣张气焰，史称“遵义大捷”。
2月28日，毛泽东同中央军委纵队过娄山关时，夕阳西下，寄情于景，以豪放的气势，咏出了传颂后世的词作《忆秦娥•娄山关》：“西风烈，长空雁叫霜晨月。霜晨月，马蹄声碎，喇叭声咽。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从头越，苍山如海，残阳如血。”这首词以壮烈的情怀，反映了历经艰辛转战至此的红军对前途充满了革命必胜的希望。
3月10日，中央负责人围绕是否攻打国民党军薛岳部队固守在打鼓新场（今贵州金沙县城）的一个师，在苟坝会议上展开激烈争论。会上，毛泽东坚决反对进行这场战役，他据理力争，但遭到与会者集体反对，力争无效。会议仍然坚持了攻打打鼓新场的原定计划。会后，毛泽东夜不能寐，便手提马灯，连夜去找周恩来再商红军是否必须攻打打鼓新场。在这期间，红军截获了敌军电报，新的敌情证实了毛泽东的准确预判：敌军正在迅速向打鼓新场集结，意图围歼红军。红军差一点落入敌人的陷阱。最终，中央撤销了进攻打鼓新场的计划，避免了一次正要发生的重大危险。
从这件事中，党中央和毛泽东也得到一条教训：作战不能再像过去那么多人来集体讨论，在极端紧急的作战中，遇事都要争论，就会贻误战机，让红军难以果断灵活地行动。苟坝会议上，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根据提议，以讨论的方式中央成立了由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三人组成的军事指挥小组，也称新三人团，全权指挥作战。毛泽东成为中共中央主管军事指挥的领导人之一，在党中央和中央红军中的实际领导地位得到了进一步确立和巩固。
此后，中央红军一路奋进，顺利南渡乌江，结束了主力红军在黔北地域及川滇黔边区近三个月的辗转战斗，巧妙地跳出了蒋介石部署的合击圈，取得了战略转移中具有决定性意义的胜利。
接着中央红军兵临贵阳，虚晃一枪，调出滇军，继而挺进云南，威逼昆明，最终巧渡金沙江，成功甩开了敌人几十万大军的围追堵截，大踏步挥师向四川挺进。
回望长征在贵州期间，红军在乌江流域和赤水河流域发生的伟大转折，启示我们：正是因为我们党逐步形成和确立了坚强的领导核心、成熟的领导集体、科学的理论指导，中国革命、建设、改革事业才不断从一个胜利走向另一个胜利。在领导核心和正确思想的带领和指引下，保证党的团结和集中统一，这是党的生命，也是我们党能成为百年大党、创造世纪伟业的关键所在。
乌江，黔中经济的强力动脉
自古以来，乌江就是贵州的重要航道。
秦国大将司马错曾率巴蜀将士十万，自乌江溯舟，取黔中郡，这是乌江航运最早的记载。公元前140年，汉武帝刘彻置涪陵县于今重庆彭水县郁山镇，把涪陵县上升为郡一级治所。晋控制蜀汉以后，准备进攻吴，又将乌江航运继续向上延伸。明、清以来到民国初年，乌江沿岸先后有商民捐资，凿滩疏浅，以兴盐利。
“江南千条水，云贵万重山，五百年后看，云贵胜江南。”五百年前，明朝谋士刘伯温就对贵州作出如此预言。
交通引领经济，在以航运为主要交通的时代，贵州东北角的思南，从蛮夷之邦的一个小码头变成重要的商品集散地。四川、重庆、江西、陕西、福建、湖南、湖北等地的客商把盐、铁等生活必需品运到思南，又收购思南及周边地区的桐油、棬油等特产销往全国。思南，这个乌江河畔的弹丸之地曾经富甲黔中，被誉为“黔中首郡”。
思南等县的乌江中下游峡谷两岸，古纤道就是有力的证明。行近挂在崖壁上的古纤道，不由想起纤夫们奋力向前，拉着船只逆流而上的情景，纤夫们踩出的一个个深深脚印见证了当时乌江商贾往来带来的繁盛。
千里乌江是“黄金水道”，它长期承担沿岸民众生产生活物资的运载任务，直至陆路交通的崛起，繁忙的乌江航运才逐渐冷落。思南，曾受惠乌江辉煌的航运之利，这里的码头文化、“江湖文化“等浓郁而厚重，独树一帜、熠熠生辉。
随着人们对乌江的深入了解和新中国建设的需要，20世纪50年代，水电工作者就开始了乌江干流规划、地质勘测及经济战略研究。1968年10月，国务院正式批准乌江渡水电站兴建，开启了乌江水电大开发的序幕。
乌江流域蕴藏着十分丰富的能源和矿产、生物、旅游资源，被誉为水电开发的富矿，成为我国十三大水电基地之一。梯级水电大开发前，通航主要在思南县境至重庆，思林电站坝址以下河段汛期实际通航能力只能达到100吨左右。2000年，“西部大开发”的东风，吹响了乌江能源开发的号角。乌江干流上一座座电站截流兴建，为贵州经济社会发展注入了强大的活力，也大大提升了乌江干流中下游的通航能力。构皮滩、思林、沙沱水电站建成后，乌江虽一度断航，但因大坝的修建，全面渠化了上游河道，以往的急流险滩隐藏在了水底。2021年11月，14艘共运载6800吨磷矿石的货船从贵阳开阳港区洛旺河码头出发，沿乌江水路直赴重庆涪陵。断航十多年的贵州乌江水运大规模全线复航，“黄金水道”向上游延伸了一百多公里，乌江水路上又实现了“通江达海”。
完善基础设施，扩大有效投资，激发消费潜力，是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支撑。近年来，贵州全面实施路网、水网、电网、油气网、地下管网、互联网基础设施“六网会战”，构建更为牢固、畅通、高效的基础设施网络，不断保障和改善民生，夯实产业发展基础，有力推动全省经济持续健康发展。
在乌江上游的南源三岔河贵州六枝特区境内，建成有贵州第一个大型水利工程一一黔中水利枢纽工程。站在大坝上远眺，山如眉峰聚，水似碧波横，这“高峡出平湖”里的水，顺着近400公里的输配水渠道，流到了安顺、贵阳等地，为当地的高质量发展提供强有力的水利支撑，也圆了几代黔中人民“引乌江上游三岔河水润泽黔中”的梦想。
乌江北源六冲河也不甘落后，2013年10月28日，在毕节市七星关区田坝镇潘家岩脚，随着几声炮响，贵州最大的水利工程一一夹岩水利枢纽及黔西北供水工程宣布开工。该工程已于2021年12月28日正式下闸蓄水，截至2022年9月底已蓄水8.5亿立方米。最近，夹岩水利枢纽及黔西北供水工程也是捷报频传：9月21日，经过建设者7年多的日夜奋战，该工程全线最长深埋隧洞——水打桥隧洞顺利贯通；9月30日，夹岩水利枢纽工程坝后电站首台机组顺利并网发电，实现了夹岩工程建设又一里程碑节点目标，标志着夹岩工程由建设阶段向运营阶段的转变。
在不久的将来，夹岩水利枢纽及黔西北供水工程向贵州的又一大城市遵义供水的梦想即将实现，也将为当地的发展注入强劲动力。
十年来，贵州抢抓机遇，系统谋划，加大投入，加快建设，举全省之力破解千百年来缺水困局，创造了贵州水利大发展的“黄金十年”。这十年，贵州累计落实水利投资超过3000亿元，开工建设骨干水源工程508座，完成蓄水验收286座，完成竣工验收124座，全省水利工程设计供水能力提升到134.5亿立方米……水利投资规模、大中型水库进入国家规划数量、项目开工数量均居全国第一梯队，初步实现了“小省办大水利”的阶段目标，工程性缺水问题初步解决。
在乌江南源三岔河流经的第一个镇一一威宁自治县炉山镇，记者了解到，当地将依托3600多年“威宁茶”文化自然资源禀赋，利用现有3000亩高原生态茶园资源，着力打造“高山生态烤茶产业基地”，在茶园、新丰等村打造天蓝、地绿、水净的“烤茶飘香•田园炉山”特色生态景观，为推进产业融合发展打牢基础。近年来的贵州，像炉山镇这样结合当地资源优势大力发展生态产业的不计其数，到处呈现出狠抓农业产业结构调整的景象，全省各地大力发展起了茶叶、蔬菜、食用菌、中药材等12个农业特色优势产业，因地制宜发展林下经济，着力构建现代农业产业体系、生产体系、经营体系，提高标准化、规模化、品牌化水平，打造一批特色农业产业集群，成了努力建设现代山地特色高效农业强省的重要抓手。
因“交通不便”的“自大”夜郎、作为内陆省的贵州，2012年以来，创造了赶超跨越的“黄金十年”。贵州率先在西部省区实现县县通高速公路，现总里程突破了8000公里居全国第五，乌江水运全线复航，高速铁路超过1600公里，农村“组组通”硬化路，城市轨道从无到有，贵州直发中欧班列，支线机场市州全覆盖；923万贫困人口全部脱贫，综合经济实力大幅跃升，减贫人数、易地扶贫搬迁人数全国之最，居民收入增速持续位居全国前列；现代能源、航空航天及装备制造、酱香白酒等十大工业产业均突破千亿元大关，数字经济增速连续7年全国第一，区域创新能力上升到第18位。贵州经济总量居全国的位次从2012年的第26位，提升到第22位，地区生产总值增速连续10年位居全国前列。
如今，贵州正实现着刘伯温的预言。正以昂首阔步的气度，冲破重重山川，把山河阻隔变成了锦绣河山；正深度融入长江经济带等国家重大战略，撕掉“人无三分银”的标签；正满怀激情踏上新征程，打造经济新高地，把绿水青山变成金山银山。
乌江，生态变迁的有力印证
站在化屋村后的山顶上，清爽的山风扑面而来，一张嘴，洁净的空气便窜进嘴里，那股爽劲从喉咙沁到胸膛，顿感远离了城市的喧嚣，卸下了快节奏生活的疲惫，周身轻松了许多。不远处，江水宛如翡翠，镶嵌在崖壁间，不知是不是盘古送给妻子的礼物遗落在这深山？湛蓝的天空倾泻在江面，几朵棉花状白云徐徐飘来，咦！?是不是她洗净了天空，擦亮了江面，祛除了来者心中的躁念？
唐代诗人孟郊赞美道：“旧说天下山，半在黔中青；又闻天下泉，半在黔中鸣；山水千万绕，中有君子行。”千里奔腾的乌江，流绘出令人惊叹的乌江画廊，孕育出丰富多样的生态天堂。
江河之变折射时代之变。进入生态文明新时代，作为贵州“母亲河”的乌江，其生态变化便是贵州生态文明建设的缩影，是贵州生态变迁的有力印证。
乌江曾被老百姓称为“污江”。由于水生态环境问题突出，乌江部分流域治污形势严峻，一度成为全省八大水系水质达标率最低的河流。
为守好长江上游的生态屏障，保护好乌江尤为重要。近年来，贵州以首批国家生态文明试验区为契机，深学笃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深入实施大生态战略行动，久久为功推进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经济社会实现历史性跨越，环境质量实现了历史性提升。
在贵阳市息烽县流长镇水尾村，车顺着山势下行，不远处的乌江逐渐清晰起来，广袤的水面倒映着蓝天显得更为清澈透明，一艘艘运输船驶过，船尾泛起的涟漪向两岸荡漾开去。不时，几只水鸟迎着江面掠过，随着行船的轰鸣声远去，鸟儿也不见了踪影。
当地村民介绍，过去这里全是网箱，黑压压的一片，养鱼剩下的饲料夹杂着死鱼漂浮在江面，臭气难闻。81岁的息烽南山煤矿的退休职工李显位见证了乌江的变化，作为资深钓友，他隔三差五就约上几个老友，来这里钓鱼，时常还聊起这里“从清变污”到“从污变清”的过程，他说：“看到江水变得如此清澈，甚是欣慰。”
位于贵州遵义市播州区乌江镇水域，乌江渡水电站大坝下游不远处，一座大型污水处理厂掩映在丛林间，沿江布设的水处理设施日夜不停，旁边就是34号泉眼。过去，乌江沿岸磷化工企业磷石膏废渣产生的污水渗到地下，从这里流入乌江，乌江被污染成“牛奶河”。贵州省政府将34号泉眼的污染治理作为“1号工程”，对磷石膏“以渣定产”，提高磷石膏资源综合利用率，建起了这座污水处理厂，截泉拦污、净化处理，达标后再排入乌江，大大降低了乌江水的总磷浓度。
贵州黔西市新仁苗族乡化屋村村民杨清鑫18岁就在江上打渔，干了20年。网箱全部拆除后，他改行当起了护河员。杨清鑫身份的转变，是贵州全力守护美丽乌江的缩影。2017年下半年，贵州拉开全域取缔网箱养殖的序幕，累计投入6亿多元，全面拆除乌江流域9579亩养殖网箱，实现“箱拆除、鱼搬家、人改行”，有效降低了水体富营养化程度。
乌江清，则贵州水清。近年来，贵州举全省之力治理乌江，组合拳频出。如今，乌江干流水质达到II类标准。
贵州先后实施了100多项生态文明制度改革，架起了生态保护刚性约束的“高压线”，多项试点工作走在全国前列，率先划定生态保护红线，开展自然资源统一确权登记试点；率先出台生态文明建设目标评价考核办法，开展领导干部自然资源资产离任审计试点和自然资源资产负债表编制试点；率先出台生态扶贫专项制度；率先出台生态文明促进条例；率先设置环保法庭并推动公检法配套的环境资源专门机构全覆盖。其中30项改革成果列入国家推广清单，生态文明贵阳国际论坛成为传播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重要平台。
如今的贵州，到处都是“江从白鹭飞边转，云在青山缺处生”的美丽景象，绿色已经成为贵州全省经济社会发展最鲜明的底色、最突出的亮色，一幅幅望得见山、看得见水、记得住乡愁的美丽画卷，正在多彩贵州大地上徐徐铺展。贵州生态文明建设从“试验”到“先行”，始终坚持“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正为生态文明建设提供示范和方案，正努力在生态文明建设上出新绩的高质量发展道路上勇毅前行，正展现着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精彩生动画面，正描绘出天更蓝、山更绿、水更清的美丽画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