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忘初心·红色贵阳丨王光荣：亲历四场战役 参与镇宁剿匪

“我从小就想参加革命，为人民服务。”2020年8月20日，鲐背之年的王光荣老人，神采奕奕地讲述他一生的故事：从儿时当儿童团长到供销社当通讯员，从山东到贵州……很多细节他都记忆犹新。这一路走来，王光荣经历了抗日战争时期、解放战争时期、新中国的成立与发展，他见证了历史的变革，见证了祖国伟大强盛，唯一未变的是他为人民服务的初心。

讲述人：王光荣，90岁，原贵州省锦屏县人民武装部政委

随母逃难

1937年7月的一天，山东省济南市长清县（今长清区）五峰镇德峪村里，我听到家族中的几个哥哥在商量要联合起来抗日，因为日本人在村里做尽坏事。“日本人来了，我们就要‘拉杆子’（组成队伍抗日），打死一个够本，打死两个赚一个。”

1937年7月，抗日战争全面爆发，日军侵入济南，到我们村后无恶不作，抢钱、侮辱妇女、抢东西……当时我也想站出来支持，但我年纪尚小。

我是1930年3月出生的，有七个姐姐，一个哥哥，在家里排行最小。儿时断断续续上过半年学，成绩不好，只记得读过《朱子治家格言》，有一句话是：“黎明即起，洒扫庭除”。对我影响最深的有两件事，一是生活太穷，二是抗日。

1938年，我的哥哥王光伍参加了八路军，两年之后在济南执行任务时被叛徒出卖遭杀害。那时我也是村里的儿童团长，成员都是小孩子，有10多人。大家每天在村里轮流放哨，遇到陌生人就通知村干部，我还抓到过三个汉奸。

1942年，日军到村里扫荡，真的是兵荒马乱，又遇到蝗灾，老百姓没有心情生产，吃饭都成问题。记得一次去赶集，有人卖莴笋，将老叶子丢在地上，被人踩得稀巴烂，我实在太饿，随手捡来吃。没过多久就发烧、呕吐，肚皮变得很大，全身冒出青筋。回家的路我差不多是爬回去的，直到现在我都不再吃莴笋。

1943年春天，我跟母亲逃难到徐州，母亲揣着两张10元的“储备币”，一张放外衣口袋里，一张放内裤贴身的包里。在徐州火车站，晚上有人抢钱，坏人将外衣口袋里的钱抢走了。第二天，母亲用另外10元买了两张席子，随便找个角落，用席子搭成一个三角形的棚，算是我们临时的落脚点。国民党的人天天在路上抓壮丁，好在我年龄小，抓了几次都被放了。后来，我找到一份帮别人盖房子的工作，每天赚的钱可以买两斤面，母亲借别人的锅做了苞谷粥和窝窝头。

 

立志从军

1943年秋，母亲带着我回到了村里。我一直嚷着要参加八路军，当时想的是，参加革命不仅能为哥哥报仇，还有吃的，更可以为人民服务。

1944年，共产党领导的敌后军民在华北、华中、华南地区对日伪军发起局部反攻。我家在济南南边，日军占领了村庄周围，知道撑不下去了，准备在山上修防空洞，于是我悄悄参加长清县（今长清区）抗日供销社，当上了通讯员，负责到济南联系人做生意。供销社的工作实际上是筹备军粮、军鞋、军衣，还在五峰山上建了一个造子弹的厂，充分做好支前工作。

有一次，我被日本人胁迫到山上为他们找山洞，打探消息。每天上山，日本人都让我们抬五六箱子弹放在草丛里，晚上收工再抬回来。一次，我故意将其中两箱子弹藏到草丛的最深处，收工回来后，我又悄悄到山上将子弹交到供销社。还有一次，我发现一个日本翻译官常常欺负村里的一位寡妇，我将此事告诉了村里的民兵队长，后来翻译官被抓，交由区队处理。

1947年7月，我们村变成敌占区，供销社成员的工作也转入了地下，人员分散隐蔽。

1947年7月23日，我正在地里锄高粱，来了10多个国民党兵，在我们村抓了30多个人为他们带路，包括我在内有7个年轻人没能回家，被迫成为国民党兵。我在国民党73师15旅44团7连当炮兵，每天扛36斤子弹，还不发军饷。

1947年11月底，在东进战役中，我们在肥城县（今肥城市）项屯村与解放军冀鲁豫军区独一旅一团激战，交战了五六个小时，国民党的人开始怯阵。“交枪，投降了。”我听外边的枪声响得很厉害，立即大声说投降，使得国民党军心涣散。国民党的150人被统一关在一间地主家的房里，他们密谋晚上暴动，我以上厕所为由向解放军通风报信，我还告诉解放军，国民党的大炮藏在墙根，并表达了我想加入解放军的愿望。

1947年12月1日，我如愿加入中国人民解放军，在冀鲁豫军区独一旅一团三营当通讯员。1948年8月入党。后来先后参加了沙窝战斗、张风集阻击战。1948年2月，部队从山东梁山出发进入泰安西部，先后解放了宁阳县、肥城县、平阴县等地，随后转向鲁西南，为华东野战军内线兵团扫清障碍，开通道路。在上战场之前，每人都有一个米袋子，装满粮食，在战壕里吃，晚上也睡在战壕里。如果没有吃的，有时老百姓会支援红薯、烧饼等。我们每天白天夜晚都在行军，负重30多斤，走路也在睡觉。有几天连续行军，部队没吃没喝，途中有两个同志嘴角冒白泡，躺下休息就再也没有起来。走到一块瓜地，有些战士想到瓜地里吃瓜，营长不准，他说，解放军不能拿群众一针一线。

夜晚，月亮很亮，路过一个水井时，我渴得不得了，趴在井边左手抓着枪，右手用碗舀水喝，可是怎么都舀不到水。我一不小心掉到井里，索性直接趴着喝，肚子喝得圆滚滚的。后来才发现，这个水井有2米深，但水位只有三四十厘米那么高。

 

镇宁剿匪

从1948年开始，我先后经历了豫东战役、济南战役、淮海战役、京沪杭战役，多次立功。新中国成立前夕，我们接到解放大西南的指示。

1949年3月，中原野战军第11纵队及冀鲁豫部队一部在河南项城地区合编组成中国人民解放军第17军，隶属第二野战军第5兵团建制。我所在的部队称为第二野战军第5兵团17军151团，由51师的师长闽学胜组织151、152、153三个团解放雷山榕江、黎平、从江、丹寨、凯里。

1950年3月，贵州土匪暴动，我所在的151团负责在镇宁清匪反霸、减租退押，协助地方建立政权。

在镇宁，部队驻扎在镇宁二区的“小木岗”，当地老百姓大多是彝族。土匪非常猖狂，尤其逢赶集天，土匪趁机抢劫，我们也借此机会消灭土匪。为了对付土匪，我们把自己打扮成少数民族女子。一次赶集，我和另外三名战士乔装打扮，穿上裙子和草鞋，请当地一位做妇女工作的积极分子翻译带路，将枪藏在肩上的褡裢里。果然，走在路上，远远有三名土匪向我们打招呼，我们也笑着回应，越来越近，等土匪发现不对劲时已经来不及了，“站住，不准动。”我们立即行动，抓了三个土匪并缴获枪支。从此，赶集时土匪再也不敢来造势。后来我们又将当地的土匪一锅端，镇宁平安了。

1952年8月，我到了遵义，在西南军区第12速成中学学习。在学校学拼音、几何、化学、物理等，1955年1月毕业后，我被分到西南军区公安58团6连任指导员。那时贵阳没有公共汽车，很多马路都是泥巴路，只有省府路是石板路，走路时水往裤子里钻。南明区纪念塔也是一片荒坡。当时布料最好的算“布拉吉”，我们一般穿粗布衣服、布鞋居多，很少看到穿皮鞋的人。

1955年以来，我管过监狱，在平坝农场、羊艾农场、贵阳监狱等地工作。1956年8月，我离开贵阳到石家庄高级部校学习，1960年回到贵阳。根据中央指示，我被安排到昆明军区603部队，当时全国大中城市都普遍开展了群众性的挖防空洞和防空壕运动，直到1969年完成任务。1970年，我被分到凯里军分区锦屏县人民武装部。工作中，我一方面抓民兵训练一方面抓地方建设，先后建设两座电站，解决了锦屏县的用电问题，修建清水江大桥时我也是指挥长。后来又创建了两个机械厂，办起了水泥厂。1982年，我离开凯里军分区回到贵阳直至离休。

这一辈子，是党培养了我，让我实现了入党时的诺言——为人民服务。

实习记者：罗婷婷

资料、图片来源于贵阳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