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文化老人丨古籍整理的艰难与重要

我最早做古籍梳理，是中华书局约我点校颜元、李塨《年谱》。这还要感谢中华书局的一位老编审——胡宜柔先生，是他把我引进古籍整理的大门，并且像带徒弟一样带我。

在20世纪80年代初，吴晗先生主持《中华历史小丛书》，胡宜柔先生负责具体工作。对于其中的《顾炎武》部分，他们认为原来的本子不理想。而胡先生知道我是专门做顾亭林研究的，因此约我重新写这部分。《中华历史小丛书》是普及读物，不能太深，要通俗易懂。所以，我写完后，胡先生按照历史小丛书的体例亲自修改。

正因如此，胡先生觉得我可以走古籍整理的方向，就把颜元、李塨《年谱》交给我点校。做完这两套书后，中华书局就开始交一些大的项目给我做。首先是《榕村语录》《榕村续语录》，还有《杨园先生全集》。这几本书点校难度高，尤其是《榕村语录》和《榕村续语录》内容很博，涉及面很广。它们是李光地的弟子做的，走的是《朱子语类》的路子。如果你只懂宋明理学，而不懂宋明的政治史和学术史，就无法点校。后来，福建人民出版社向我约稿，就有了《榕村全书》，该书还纳入了《八闽文库》。

《清儒学案》则是我自己主动点校的。因为我跟杨向奎先生读书时，老先生要做《清儒学案新编》，我自然要了解老的《清学案》。《清儒学案》只有民国时的刷印本，所以点校我就花了几十年的时间。从1978年开始读，到90年代中期开始点校，一直到21世纪初《清儒学案》才得以出版。虽然花了几十年的功夫，但毕竟这套书太大，清代的学问太大，有些东西我未必把握得准。所以，这个书仍有很多可以斟酌的地方。

很多人认为，点校就是简单的断句，加标点。其实不是的，点校可不是谁都能做的。仅仅是“标点”，就是一项很难的工作。点校不仅需要深厚的学养，还要有视之为庄重之事业的敬业精神。“一人劳而万人逸”，点校不仅对于学术研究很重要，可以方便他人的研究，而且对于个人的学术成长也有好处。有志于传统学问的年轻同志，不妨从点校一部古籍开始。这是一条最踏实、最有效、最能培养人才的路子。

陈援庵先生当年在辅仁大学讲“史源学”时，就是如此。陈先生上课用的书也是没有点校过的古籍，如《日知录集释》《鲒埼亭集》、钱大昕《十驾斋养新录》、胡三省注《资治通鉴》等。陈先生叫跟他的弟子断句，找每一条文献的出处，这就是“史源学”。陈先生培养了很多高才弟子，但方法恰好是非常朴实，也是非常有用的。

陆宗达先生当年跟黄季刚先生念书时，黄先生的方法就是让他连点三部段注。第一次点完，黄先生看也不看，也不回答问题，搁在一边，让他再买一部来点，这样连点三部。陆先生是《说文》大家，但他的起点恰好也是从基本的标点开始。

1956年6月，标点本《资治通鉴》出版。当初，《资治通鉴》的标点工作是由范文澜、顾颉刚二位先生统领，参加标点的有顾颉刚、张政烺、贺昌群、容肇祖、王崇武、聂崇岐、齐思和、周一良、邓广铭、何兹全等著名学者。即使这样，吕叔湘先生都还撰有《〈资治通鉴〉标点斠例》，指出部分标点讹误。由此可见，点校工作之艰难。

古籍整理很重要，所以需要从长计议，着眼于人才培养。这是百年大计，不可忽视。

陈祖武，生于1943年，贵州贵阳人，全国著名史学家，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史哲学部委员、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长期从事中国古代史研究，学术专长为清代学术史，个人专著主要有：《清初学术思辨录》《中国学案史》《清代学者象传校补》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