税收文物奇妙游二之“红契”与“白契”

放下印花税票，小百花随即拿起契税。

民国三年(1914年)七月八日，大寨村村口正发生争吵。

“走，和我去见官老爷！”

“我不去，我为什么要去，我拿的有凭证，这块地就是我的！”

“我也拿地有凭证，这块地是我的！”

说罢，王士臣正与一村民打起来，便被朋友们拉开。

“打架不是办法，还是去官府吧，看看官老爷怎么断！”朋友无奈地看着王士臣。

“走就走，谁怕谁”村民瞪了瞪王士臣，走在了人群的最前面。

一到官老爷面前，村民便一把鼻涕一把泪地诉说自己的苦衷，“官老爷，您一定要为我自己做主啊”，王士臣一点说话机会都没有。

“别吵了，此事我自有定论”。官老爷大呵一声，命令村民与王士臣拿出凭证。

村民与王士臣的凭证区别，就是村民的凭证是没有红色印章的白契，而王士臣的凭证是有红色印章的红契。

“此事，断大寨田地归王士臣所有，退堂”

“官老爷英明！”王士臣笑得合不拢嘴。

小百花在断案现场，看得云里雾里的，一直不明白官老爷为什么就将田地断定是王士臣所有？事后，便找官老爷问了问。

原来，契税是中国历史上最古老的税种之一，《周礼 地管》中记载，市场在交易时，有“质布”与“质剂”等行为，即契税有关凭证，对田地、房屋、牲畜等交易行为征税。

典契的出现，最早可以追溯到南北朝时期，清代典契是元明时期典契的延伸和发展，形成了较为固定的典契结构。一份结构完整的典契包括正文和契尾两大部分。正文是典契的主体部分，正文中的条款明确了出典人与典权人各自的权利与义务；契尾是典契的签押部分，它对正文部分双方当事人所约定的权利与义务正式的确认。典契充分保障了出典人与典权人各自和权利和义务，中保人的参与，又为典契的履行提供了充分的保障。有时候因为典期过长，典契证据灭失，因此产生典契纠纷，需要官府居中裁判，官府为了解决民间典契纠纷，需要依据典契证据作为裁判，而红契，则是解决民间典契纠纷的首要证据，红契所具有的这种裁判中的法律效力，使它有别于仅记载双方当事人协商结果的白契。

红契是相对于白契而言的，白契是未经加盖官方印章的，民间自己约定的契约，而加盖了官方印章的契约为红契，因为印章本身为红色，故此称为红契。清代和民国时期，白契大量存在，由于经济的原因，民间典卖往往爱惜小费，不肯投税，后因为产权纠纷，常常诉讼法庭，当时用白契验证产权的人比比皆是。而官方印章在典契上加盖印章，白契变红契，取得官方承认的法律效力，财产受法律保护。到了民国时期，官府对典契的管理，除加盖官印使白契转变为红契以外，还有一种新的形式来表示对出典人纳税行为的确认，即在典契尾部粘贴印花税票来表示典契已经完税，以起到盖章功效。

清末民初，根据各地地方志的记载，征收的契税及其附加税，首先被用于偿还与西方列强签订的不平等条约中的赔款，其次用于充饷银，还用于地方州县办公经费、练饷、学堂经费、育婴堂经费等各种项目上。政局不稳、战乱不断，契税在财政上的作用开始显现，征收税额不断提升，在税收体系中逐渐显示出其重要作用。

在1927年至1949年期间，契税一直在中央税与地方税之间变动，在此过程中，契税的税率、税目、征税机关、征税人员以及征管过程等各个方面，都随时局而发生数次转变，目前契税这一传统税种，其制度不断向现代化税制转化。

参考文献：

1.游越《何为契税，契税何为——以清末民初时期契税为中心》

2.王燕《契税在晚清的三大变化》

3.陈锋《契据与税收：清代前期的税契与契税》

4.王志民《从清代到民国：民间田宅典契研究》

5.李开周《民国治房_民国“万税”屋当先》

6.曲文涛《新中国成立初期黔西南地区土地改革研究(1949-1954)》

7.曹务坤《明清时期贵州民田制度研究》

8.黄仁华《清代黔西南驿路与地方民族社会研究》

9.黄镇邦《兄弟中举：清代黔西南地区改土归流的历史人类学研究》

撰稿人：王天娥

文物提供者：陈应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