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味书屋丨建党群星——作始也简，将毕也钜

《建党群星》中的人物都曾为中国共产党的创建作出贡献，他们的命运、浮沉各不相同，无论如何，历史的天空留下了他们的轨迹……

1956年春节，曾为党的一大代表的董必武来到阔别30多年的一大会址，睹物思旧，不禁百感交集。他借用《庄子》中的话来表达自己的心情，并当场挥毫题词，写了“作始也简，将毕也钜”八个雄健有力的大字。“作始也简，将毕也钜”形象而准确地概括了中国共产党从小到大、从弱到强的发展历程。

恩格斯在晚年曾指出：“历史是这样创造的：最终的结果总是从许多单个的意志的相互冲突中产生出来的，而其中每一个意志，又是由于许多特殊的生活条件，才成为它所成为的那样。这样就有无数互相交错的力量，有无数个力的平行四边形，由此就产生出一个合力，即历史结果。”

中国共产党的创建很好地诠释了恩格斯的历史合力论。在十月革命和五四运动的影响下，中国一批先进的知识分子接受了马克思主义。而与此同时，共产国际派人到中国，寻找革命的同盟军，帮助中国建党。在两方面的合力之下，诞生了中国共产党。

中国这批先进的知识分子，虽然人数不多，但年龄、身份、经历却是大不相同。其中，有新文化运动的主将——陈独秀、李大钊，前者是五四运动的总司令，后者是中国最早的马克思主义传播者，两人一南一北，相约建党，成为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创始人。

围绕在陈独秀、李大钊周围，有一批留学生、大学生、中专生。他们在“毕业即失业”的社会环境中，越挫越勇，拼命地学习、了解各种新思想、新学说，辨别、分析，并最终在陈独秀、李大钊的指点下，选择了马克思主义。还有几位“老少年”，大多已年过40，参加过辛亥革命，虽然经历过很多失败、挫折，但始终没有放弃探索救国救民的真理，在身边朋友、学生的影响下，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加入了中国共产党这个年轻的团体。甚至还有个别的国民党人，参与了中国共产党的创建，成为中国共产党最早的秘密党员。

为了回顾中国共产党创建的那段峥嵘岁月，追寻党的创始人走过的历史足迹，四川人民出版社选择了为党的创建做出过历史贡献的17位人物，编撰了这本《建党群星》。下面，我们就为您分享《建党群星》节选——“年轻人，老少年”。

1921年7月23日，上海法租界望志路106号，从各地来了15位国籍不同、口音不同、衣着不同、年龄不同的人，他们相聚在一起成就了一件在中国现代历史上具有开天辟地意义的大事——召开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告了中国共产党的诞生。

参加这次会议的有国内外7个共产党早期组织派出的12位代表。他们是：李达、李汉俊（上海）、张国焘、刘仁静（北京）、毛泽东、何叔衡（长沙）、董必武、陈潭秋（武汉）、王尽美、邓恩铭（济南）、陈公博（广州）、周佛海（日本）。会议原定由陈独秀主持，但他因广州公务繁忙不能抽身，特指派包惠僧与会。与会的还有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尼科尔斯基。

这是一次年轻人的会议。最年长的何叔衡不过45岁，最年轻的刘仁静只有19岁。15位与会者的平均年龄28岁，正巧是毛泽东的年龄。以后改变整个中国面貌的中国共产党，最初就是由这样一些年轻人成立起来的。

他们中的大多数是留学生、大学生、中学生，或者刚刚毕业，或者即将毕业。当时的情况是科举制度结束，传统的“读而优则仕”的路断了，但近代的新兴产业并没有大发展，新型的人才选拔任用机制也没有诞生，人事任命裙带之风盛行。“毕业就意味着失业”，是当时大多数毕业生不得不面对的一个现实。

选择什么样的职业才能更好地施展抱负呢？这些年轻的早期中共党员，在五四运动前后，和同学们讨论得最多的就是这个问题。许多人不愿“堆积”在一地，就散到中国乃至世界各处去学习和考察。为此，他们苦苦奔波，辗转于全国各大城市，甚至到国外勤工俭学。他们中的大多数人物质生活很艰苦，精神上也备受歧视。

毛泽东是一个典型，1918年6月从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毕业后，为探求人生的道路，在两三年时间里，两次到北京，四次到上海。1918年8月，毛泽东为赴法勤工俭学事第一次到北京，居住了半年，艰辛备尝。他后来回忆说：“我住在一个叫三眼井的地方，同另外七个人合住在一间小屋子里。当我们大家都挤在炕上睡觉时，挤得几乎透不过气。每逢我要翻身，往往得先同两旁的人打招呼。”

即便如此，毛泽东仍感到无力支撑自己的生活费用。幸亏得到杨昌济的热心帮忙，毛泽东得到了一份图书馆助理员的工作，月薪8块大洋。但在人们的眼中，图书馆助理员的工作是微不足道的、被人瞧不起的职位。毛泽东在北京大学期间实际上是不得志的，经常受到冷遇，受到刺激。

他在1936年对斯诺说：“我职位低微，无人理我。我的一项任务就是登记来读报的人的姓名，但对他们大部分人来说，我这个大活人是不存在的。从这些来阅读的人中，我认出了启蒙运动的著名领袖的名字，如傅斯年、罗家伦等，我对他们怀着浓厚的兴趣。我试图与他们就政治和文化的问题交谈，但他们都是大忙人，无暇去听一个图书馆助理员的南方土话。”

党的早期党员中，出生官绅世家的不少，但大多数都已家道中落，靠亲友、师友多方接济，甚至散尽家财才读上书，如周恩来、陈公博、周佛海。尽管贫穷，尽管生活窘迫，尽管备受歧视，但这群年轻人仍能感到一股盎然的情趣和奋进的精神。

毛泽东后来回忆他的第一次北京之行：“我自己在北京的生活条件很差，可是在另一方面，古都的景色是鲜艳而生动的，这对我是一个补偿。”当然，更吸引毛泽东的是北京活跃的思想界。他像水蛭一样不断吸取周围一切好的东西。

这时的毛泽东，在北京大学图书馆的书海中贪婪地阅读各种书报，并参加了哲学会和新闻学研究会的活动，积极去旁听一些感兴趣的课程，结交拜访一些名流学者，并在李大钊的帮助下，开始了马克思主义的启蒙。等到毛泽东1919年春天，因母亲病重要回湖南的时候，已经是眼界大开，迈出了从湖南走向全中国的第一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