口述侨史｜印尼归侨林南生：无怨无悔中国心

为抢救性留存侨史记忆，贵州省侨务办公室、贵州省侨联于2025年底联合启动“口述侨史”项目，记录老归侨扎根贵州、投身三线建设与科教医疗事业的奋斗历程。

本期讲述者——印尼归侨 林南生

一、根在华夏：父亲的爱国启蒙
我1942年2月出生于印度尼西亚雅加达市，我的父亲林精治是福建省永春县人氏，原来在家乡小学教书。30年代末，由于各种各样的原因，离乡背井、漂泊海外，最后定居印尼雅加达。我的母亲是第三代娘惹（带有印尼血统华裔），名叫郑热娘。回忆起父亲在印尼时对我的教育，令我终生难忘。
父亲是一位很爱国、非常正直的中国人，从我懂事起，就经常给我讲家乡的风土人情， 什么“庙会”“南音”“高甲戏”等等，他教育我一定要学好中文，要求我们在家里用国语对话。新中国成立后，父亲还经常讲祖国所发生的翻天覆地的变化。父亲的教诲，使我从小就知道中国，了解新中国。

二、巴中岁月：把青春献给伟大的祖国
新中国的成立，犹如一声春雷，惊醒了千千万万的华侨，因此五十年代初旅居世界各地的华侨掀起了回国的热潮。新中国的成立，也犹如一枚重磅炸弹把印尼华侨社会分成两派：一派是拥护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称为“左派”；一派是效忠于国民党蒋帮集团，称为“右派”。但凡华侨社团、华侨学校、华侨报纸都有“左派”和“右派”之分。我就读的巴城中学是一“左派”的华侨学校。
我的小学和中学生活都是在印尼巴城中学（包括其附属小学）度过的。巴城实际上就是雅加达，在荷印时期雅加达叫巴达维亚，华侨都简称其为巴城。巴城中学的校训是“乐观、进取、合作、奉献”这也是我的人生座右铭。巴城中学的学生都自称为“巴中生”，巴中生绝大多数都立志在高中毕业后回国深造，在巴中生的毕业照上或纪念册上都会写上“把青春献给伟大的祖国”，有同学回国时，我们互赠照片留念时，都会在照片背面写上“祖国见”三个字。
1955年，在报上看到了著名科学家钱学森不在乎丰厚的报酬和优越的享受，也不怕侨居国政府的阻挠、恐吓、威胁，冲破重重阻力，回国参加新中国建设的消息。当时尽管还是初中生，我就下定决心学好科技知识，要像钱学森那样为祖国的科技事业贡献自己的力量。1959年国庆10年时，我念高二，应邀参加了中国驻雅加达领事馆举行的国庆酒会，当领事问我“高中毕业后要做什么？”我毫不犹豫地回答，“回国上大学，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

三、惊涛骇浪：按下60个手印的归国之路
1960年，在我读高二年级时，印尼发生了大规模反华、排华事件，随着中国政府组织了大规模撤侨，派轮船到印尼各港口接回被迫害的华侨同胞，拉开了新中国历史上首次大撤侨的序幕。
当时我参加了“撤侨委员会”领导的“纠察队”工作，帮助被迫害的华侨上船，其中还护送过从祖国运给大使馆来的大米。这期间，我耳闻目睹了受迫害华侨的惨状，我很是愤怒，决定提前回国。一天，就向父亲提出回国的要求，父亲很高兴地同意了。接着我就参加了“雅华回国同学会”，由“同学会”集体办理护照等手续。回国前夕，我在印尼移民厅印有“永远不返回印尼”的声明中签字画押，盖了60个手印。1960年7月23日，我登上了接侨船“美上美”轮，群情激昂，大家高声唱起了《歌唱祖国》《共青团之歌》等歌曲，告别父母亲，告别我的出生地，奔向了祖国的怀抱。

四、扎根贵州：在磨难中坚守初心
回国后，我被安置在贵阳六中读高三年级，很快我克服重重困难，适应了贵阳的生活，并学会了流利的贵阳话。1961年7月参加高考，我考取贵阳师范学院物理系，1963年加入中国共青团，1965年毕业后在花溪区湖潮乡公社参加“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
1966年5月被分配在贵阳三中教书，“文革”期间被下放到伙食团参加劳动，学会了做饭、做馒头，炒大锅菜等技能。在“文革”中，我被批判“资产阶级思想严重”，有“资产阶级生活作风”，所幸没有被打成反革命、“特嫌”。面对种种责难我都泰然处之，从没有动摇过回国的初衷。
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我们的祖国迎来了又一个春天。党中央拨乱反正，落实了侨务政策，我得到了新生。从此，我积极投入到教学中去，备好每一堂课，还自制实验器材，给学生做实验。古人云：“授人鱼，不如授人以渔”，我在讲授知识的同时，还教学生学习方法，把多年来研究提高记忆力的方法教给学生，深受学生欢迎，曾经还发生过几个班“抢”我给他们上课的情况。1979年以来，我多次被评为“先进教师”“优秀教育工作者”，《贵州日报》《贵阳晚报》都登过我的先进事迹。

1979年5月4日，我到北京参加纪念“五四运动”六十周年大会，并被推选为第六届全国青联委员，我还担任过贵阳市青联副主席及贵州省青联委员。1980年7月，我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五、侨联拓荒：从“三无”到“侨胞之家”
1982年，我参与成立贵阳市侨联筹备工作，许多文件都出自我手。1982年11月，贵阳市侨联正式成立，我当选市侨联主席，从1982年到2002年一直担任主席，其间我还担任省侨联第六届、第七届副主席，中国侨联第六届、第七届委员。
1985年1月正式调入贵阳市侨联，专职任主席。我主动争取有关部门的支持，改变了贵阳市侨联无人员、无办公地点、无经费的 “三无”状况。推动有关部门明确了市侨联和其他人民团体同等待遇，确认市侨联为正县级单位，市侨联干部列入参照公务员管理的性质。还积极促进当时贵阳下辖的五个区，成立区侨联，各厂矿企业成立侨联小组，使全市侨联形成了一定的工作网络。

我积极协助市侨办落实侨务工作十六字方针，去除归侨档案中的不实之词，对归侨侨眷中不公正待遇及冤假错案给予平反，维护归侨侨眷的合法权益、保侨界的和谐稳定。此外，我还积极动员归侨侨眷努力引进外资，为贵阳市经济建设服务，我自己也积极联系海外人士及港澳人士，发展公益事业。其中由我牵线的佛山市侨联在贵阳市兴办了一所侨爱心小学。
我在任职期间，每年春节、中秋节、国庆节举办归侨侨眷联欢会，每年组织印尼归侨的回国纪念活动。2000年和省侨联联合举办的印尼归侨回国40周年纪念活动，邀请了原在贵阳工作后定居香港的印尼归侨数十人参加活动，得到大家的好评。

在这期间我还积极学习有关侨务、对台工作的知识，先后获得了暨南大学《华侨学》函授班的结业证书、厦门大学台湾研究所“台湾问题”研究班结业证书；全国人大华侨委员会《归侨侨眷权益保护法》培训班结业证书。

六、赤子心声：六十五载岁月无怨无悔
除了侨联工作，在1982年至2002年，我连续担任贵阳市第七、八、九、十届人大常委会的委员，贵阳市人大农经民宗委委员、贵阳市人大常委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委员、贵阳市人大工作研究会常务理事等职务。我积极参政议政，为贵阳市的城市建设、经济建设、教育问题、民生问题、“三农”问题、宗教工作、民族工作、侨务工作等方面，提出许多建设性意见和建议，撰写了名为《浅谈华侨法律概念》在《贵阳市人大研究》刊载。

弹指一挥间。到如今，我回国已六十五年，见证了祖国从贫弱到富强，翻天覆地的变化，我投身其中，作为一个亲历者，感到骄傲和自豪，我对自己选择的人生道路永远无怨无悔，我永远都有一颗炽热的中国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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