口述侨史|印尼归侨郭有辉：武陵山高，乌江水长

为抢救性留存侨史记忆，贵州省侨务办公室、贵州省侨联于2025年底联合启动“口述侨史”项目，记录老归侨扎根贵州、投身三线建设与科教医疗事业的奋斗历程。

本期讲述者——印尼归侨 郭有辉

我叫郭有辉，是一位归侨。1946年11月4日出生于印度尼西亚爪哇岛中部的梭罗镇（现改名为腊卡尔塔），在那里度过了童年。

1952年下半年，我们的父辈们纷纷议论，新中国成立了，中国人民志愿军在朝鲜打败了美国兵，我们中国有希望。我们应该送儿女们回国读书，长大参加国家建设。1952年9月，我的父母带着我们四弟兄和同村老乡所托的几个小孩，离开梭罗镇，在爪哇岛辗转多日，才坐上海轮离开印尼，经新加坡，穿过波涛汹涌的南海到达广州。我们从广州北上，在火车上听到的第一首革命歌曲是《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至今仍回响在耳边。我们乘火车北上，到江西省上饶站下车，改乘汽车到福建省南平市，又坐船顺着闽江向东航行到福州。到福州后，又改乘汽车，于1952年11月，回到了故乡福建省福清县渔溪镇下里行政村苏溪村。回家后，当地政府分给我家土地和5棵龙眼树，我们的生活有了着落，开始了安定的生活。父亲虽然识字不多，却送了我们适龄的三个弟兄读书，并督促我们三个好好学习，长大成为有用的人，为国家出力。

我遵从父母的嘱托，在中小学始终努力学习。1953年2月至1958年8月读小学，其间，1954年6月1日加入少先队组织；1958年9月至1961年8月读初中；1961年9月至1964年8月读高中，期间，1962年9月29日加入共产主义青年团组织。中小学时期我多次被评为“三好”学生。中学时期一直都担任班干部，1962年国庆节被评为“五好”干部。由于我表现好，学习成绩优异，小学毕业保送读初中，初中毕业保送读高中。1964年8月，我考入了上海华东师范大学。中小学我是依靠人民助学金完成学业，读大学是免交生活费，学校每月还发给我助学金。如果没有助学金，我也没有今天。

从读小学开始，我经常帮助父母做家务，参加力所能及的农活。读中学时，积极参加学校组织的下乡秋收，学校的勤工俭学活动。因而掌握了一些农活技术和生存技能。在读初中时正遇上三年自然灾害，我在一些田边地角种了瓜菜，在海里摸鱼捉蟹，填补粮食的不足，保证了身体的基本营养需要，保证有充分精力学习。

1964年9月至1970年8月，我在上海华东师范大学读书，正处于动荡年代。大学一、二年级，我完成了专业基础课的学习。文革爆发后，一度学习受到影响。在那个年代，我除参加正常活动外，能静下心来读书。后来，我们一些同学按照毛主席：“要复课闹革命”、“学生以学为主，兼学别样”的指示，志同道合的同学一起提议复课，请老师给我们上课，弥补耽搁的课程。我还被抽调参加毛主席塑像的建造中。利用这个绝好的机会，我结合实际自学了建筑设计方面的书籍，如《理论力学》《结构力学》《材料力学》及砖木结构设计方面的书籍。我总以为，趁年轻多学习一些知识，对毕业后参加工作总会有用。我认为机会总让给有准备的人。我始终认为读书是有用的。所谓读书无用之说，应是那些不愿认真读书的人的借口。

1970年8月，大学毕业我服从国家分配到思南县工作。我1953那年回国就读开始，就树立热爱祖国，拥护中国共产党，拥护社会主义的信念。参加工作后，我就以服从党组织安排为荣。党的需要就是我的志愿，从不讲任何客观条件，而是自觉服从安排，尽心尽力做到干一行，爱一行，钻一行。到思南后，教育组就安排我到思南县较为边远，条件艰苦的青杠坡中学任教，我愉快的前去报道。与我一起分配到思南工作的华东师大同学有九名，到1985年止，先后有11名同学调离思南到上海、杭州、深圳等大城市工作，就我一个人坚持在思南工作生活至今。可能有一些人会提出一些疑问，我为什么没有走？为什么走不了？是因为我没有路子、没有关系走不了？还是因为受文革影响在大学没有学到知识不敢到大城市工作，还是工作能力差没有单位接受吧！

我为什么始终没有离开思南，始终以思南为家，有三件小事，两件大事和一个信念让我在思南坚持下来。

第一件小事。1971年春节，1月27日是农历大年初一。我们学校的教师都回家过年，因为我的家路途遥远，交通不便，就一个人留在学校。由于刚到思南水土不服受寒感冒，当年初一，我写了一首诗自嘲。连日疲惫又着凉，染病初一卧空房。肚疼难忍吐又泻，偏僻山村求医难。孤身谁来问寒暖，倍思亲友更伤感。正当我心情特别沮丧之时，我1970年下半年下乡劳动的苦竹坝生产队，听学生说我孤身一人在学校，他们派人接我到苦竹坝过年。几天来，每天轮流到各家过节，那股感激之情无以言表。

第二件小事。青杠坡中学修好后，我们搬到新校舍，虽然学校有食堂，但是，好多教师喜欢自炊调节生活。煮饭需要燃料，就到附近生产队的山上砍一些树枝回来。见到此情景，生产队长对社员打招呼，这些中学教师是从外地到青杠坡中学教我们的孩子，他们砍一些柴煮饭，不准任何人去吼人家。教师们得知此情况，都暗下决心要教好他们的小孩。

第三件小事。那个年代，青中教师为了了解困难学生情况，有针对性地给予帮助，使他们能够坚持学习，利用星期天步行下乡家访。这些学生家长把教师当成亲人，倾尽所有热情招待，弄得教师不好意思，只有在教学上多下功夫。

第一件大事：我的入党愿望在区委、学校领导的关心下得以实现。我是1962年9月29日，在福建省福清县第四中学加入了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而后，一直想，我何时能加入党组织。大学二年级时，我曾向我们班的政治辅导员老师提出入党愿望。他考虑再三后，对我说：“你各方面表现都可以，现在正是文革期间，有些人在‘左’的思想严重，你不提入党申请，你的归侨身份不会引起他们的注意。我劝你在今后时机成熟再提出。”我非常感激他的忠告，1970年8月，我乘坐上海到重庆的火车到贵州报道时，这位老师还冒着酷暑到火车站送行。我到青杠坡中学工作后，他还曾写过几封信安慰，鼓励。因为我在大学文革期间，不像少数同学那么疯狂，专门批斗老师，搞打砸抢抄等。所以，我在学校和老师们的印象中较好。1980年6月3日，当学校为我寄来补发的大学毕业证书时，还附言：“郭有辉，还是那样一位生活刻苦，愿为同学服务的‘生活委员’吗？在动荡的大运动中仍能不昧良心，正派待人是良好的品德。若有机会来沪，一定来母校走走看看。”我到青杠坡中学工作几年后，感到区委领导和学校领导对我很关心。我就鼓起勇气分别于1974年2月6日和1975年12月6日向党组织递交入党申请报告。1976年上半年，区委书记杨秀坤找我谈话，说：“我们接到你入党申请报告，曾几次发函到你的家乡，但一直没有收到回复。我们研究后，主要是看你的现实表现，不再等调函，同意吸收你入党。”我当时非常激动，决定好好在青杠坡中学工作。1976年6月8日，由学校领导黎启芳、龙区里介绍入党。

第二件大事。当时，青杠坡区委和中学的领导和思南县教育局领导，以及后来县委、县政府领导，没有因为我是归侨而歧视。1977年9月，任命我为青杠坡中学副教导主任，1979年3月，任命为青杠坡中学教导主任。1984年2月任命为县教育局教研室主任。1984年12月我被从教研室主任破格提拔为县劳动人事局长。此后我从教师岗位改行搞行政工作。
1984年12月至1985年1月任县劳动人事局局长；
1985年2月至1991年7月任县人事局局长；
1991年12月至1993年3月任县委组织部副部长；
1993年4月至2003年3月任县委统战部部长；
1993年4月至2006年12月，现任县政协第九、十、十一届副主席，县政协党组成员。
其中：第十届、第十一届任县政协党组副书记，同时：从1984年9月起，被安排为县政协六、七、八、九、十、十一届共六届政协委员；
1981年10月至2005年12月，被推荐出席贵州省第一至六次归侨、侨眷代表大会代表；
1980年10月起担任县侨联领导小组组长，1990年11月县侨联小组改建为县侨联委员会，担任主席，一直到退休止；
从1978年9月起到1998年3月，为中国共产党思南县第四、六、七、八、九届代表大会代表、第八届县委委员、第九届县委候补委员；
是第八届、十三届县人民代表大会代表；
是中共思南县直属机关第三、四、五次代表大会代表；
是铜仁地区第一、二次归侨、侨眷代表大会代表、侨联委员会委员。

一个信念。我回国读书，就是要为国家出力。比起上世纪五十年代许多科学家、专家抛弃国外优越的工作条件和丰厚待遇，排除艰难万险，甚至隐姓埋名，在十分恶劣的环境中，为我国各项事业的发展做出巨大贡献。我坚持在思南工作算不了什么。我认为：“边缘地区总要有人坚持工作！”我坚持在思南工作，是不是因为我没有路子，没有关系走不了呢？还是在大学没有好好学习成绩差，工作能力差不敢到大城市工作，没有单位接受呢？其实都不是。我随便举一例子：1971年9月至1975年5月，我在青杠坡中学任教，因开始班级少课时不多，区委和学校安排我兼任全区教育系统财务工作、学校的总务和基建工作。在此期间，铜仁地区教委有一位副局长到青杠坡检查工作，看到青中的工作安排，就问区委、学校领导说：“你们把一个华东师范大学的毕业生安排财务，那怎么行呢？你们不用，我们就调他到地区工作。”当时，有领导对他说：“因为基建期间让他管财务，我们放心。基建结束后，让他抓教学。”基建结束后，思南县教育局安排人来查账，我的帐不仅钱不差一分，甚至粮票都不差一两。我兼管区教育系统财务时还发生一件事，我在区农行取款发教师工资时，银行一位出纳员多数了几百元钱，我当时发现后，立即退还给她，她非常感动。事过了很多年，我当县人事局长到铜仁开会，在西门桥碰上她，她非常激动地对我说：“郭老师，我一辈子都忘不了这件事。”我笑笑地对她说：“小事一桩，不必挂齿。”当时，我若想走，去找地区教委那位副局长，肯定能离开青杠坡到地区教委。我还有很多机会离开青杠坡、思南、贵州甚至出国。我有一个同学在贵阳二十中工作，帮我联系贵阳三中，他说贵阳三中缺老师，只要我愿意，一切问题都好解决。我几次回福建探亲，一些同学都劝我，条件那么艰苦，工资那么低，还待在那里干什么？调回来随便找一个单位，也比你现在强多了。我的父母也希望我调回福清工作。1973年，我父母让我寄一张照片回去，我后来才知道，原来是帮我找对象，那个对象在福州大学读书，女方父母同意。但有一个条件，成家后必须一同出国。因为我不愿意出国，此事就此作罢。

（一）青杠坡中学的十年

1970年8月，我服从国家分配，到思南县青杠坡中学当教师。名义上是中学，实际一无教室，二无宿舍，是挂靠在青杠坡小学的“戴帽”中学。1971年9月至1975年5月，我除了上课外，还参与中学的修建工作。从打炮眼、爆破平整地基，到踩砖烧瓦拉木料以及烧石灰，花几年时间与工人们一起修起了教学楼、师生宿舍及食堂、厕所等配套用房。为了保证修建期间的绝对安全，装炸药，安导火索、点炮，全部是我和副校长龙区里负责。几年来，除了保证修建质量外，没有出过任何事故。为了解决学校经费困难，我在空隙时间，利用大学期间自学的非专业课的建筑设计知识及参与大学园区毛主席塑像建造过程中积累的实践经验，无偿地为学校设计教师宿舍、厨房、食堂和公共厕所。1975年5月，思南县准备在县煤厂附近建造小型氮肥厂，解决思南化肥供应紧张的困难，我被抽调参与筹建工作。郑大明书记带领我们共七人，到湖南韶山、河南辉县实地考察那里氧肥厂的厂房建筑、机械设备、生产流程等，我都详细记录文字材料、绘制各种图纸。回县后，县领导让我带队参与在香坝何坡开展厂址的地形、地貌测量工作。后来，因为国家政策改变，不主张各地修建小型氮肥厂而下马。

1976年3月，我回到青杠坡中学任教，担任中学数学和化学课。期间，利用课余时间为区政府无偿设计办公大楼及大礼堂，还无偿为区医院设计综合楼以及青杠坡区几个公社小学的教学楼，直到调到教育局教研室工作的1982年，张家寨区的宽坪学校还请我帮助他们无偿设计教学楼。此后，我就拒绝此项工作，因为县建设局已有规划设计室专门从事此项工作，我是无证无照的业余设计者，就不能再接。

1977年上半年，县计委领导邓万盛想调我到他们单位接替设计师王德加的工作（他是武汉人，当时想调回家，并建议我接替他的工作），县计委准备送我到重庆建筑学院进修一两年后回来上班。县教育局不同意放人，抢先行文把我调到教育局教研室。而区委、区政府也不同意放人，因为我担任中学的副教导主任，学校的教学安排全部由我负责，我又上高中的数学和化学课。结果，我在教育局领了半年工资，仍在青杠坡中学工作。区委答应我把青杠坡中学的高中生全部送走后才能离开。我到1980年8月，把最后一批高中生送走后，才到县教育局教研室上班。由于我在青杠坡中学工作认真负责，1974年元月，被中共思南县委员会、思南县革命委员会评为先进工作者；1975年元月，被中共思南县委员会、思南县革命委员会评为先进工作者。当年，青杠坡中学由于师资力量较强，大家齐心协力搞好教学，在许家坝、张家寨、合朋溪、青杠坡四个区中，青杠坡学生的质量最高，周边区甚至凤岗附近的家长都愿意送小孩到青杠坡中学读书。1979年高考时，我所教的学生中，有一个学生参加高考，数学成绩为全县第一名，他考入贵州大学数学系，为什么只考入贵大，因为英语成绩拖后腿。他后来是贵州民族大学商学院院长、博士生。

（二）县教育局教研室工作的五年

1980年8月到县教育局教研室从事教研工作，在业务和任教有共同之处，轻车熟路，很快就进入角色。教研室的工作，主要是研究本县小学、初中的教学工作。我先后担任过地理科、物理科和数学科的教研工作。在那5年的时间里，教研室的老师们非常团结，积极工作，发挥每个人教学特长。我们经常分头到各区相关学校去了解教学情况。步行到学校听课，从来不是事先通知学校，到学校后与学校领导打招呼，就直接去教室听课，一听课就知道教师是不是认真备课，是不是抓住教材的重点、难点对学生进行讲解，下课后马上与教师交流意见。我在青中当教导主任时，对全体老师要求，认真备课，要保证在有效的45分钟内把教材讲深、讲透，让学生听懂。我不准任何老师拖堂，下课铃一响必须停止讲解，让学生走出课堂活动，保证下一堂课的听课质量。

我们通过听课、调研了解的情况，结合教材的重点、难点，编写出简略的复习材料，还编写出作文写作方面的材料供学生练习用（后被省教育局回收作为他们的成果）。那几年，思南县初中教学质量在全区是顶呱呱的。那几年思南县初中生报考铜仁地区中等专业学校的录取率真高，有人戏称，铜仁地区中专简直成了思南班。后来由于思南考生毕业后不愿意到其他县工作，各县有意见，要求地区教育局，将地区中专学校的招生名额固定分到各个县。此后，我们就动员初中毕业生报考普通高中，准备考大学。为了提高教研水平，我们教研室与部分省（市）的县级教研室开展教学研讨会。如1984年9月，我就与教研室其他老师共3人，到湖北天门县参加全国部分省（市）初中数学教学研讨会。当时有几十个地、县教研室、中学参加的初中数学研究协作会（我们也作为第一批会员）。回到思南后，我写出《赴湖北荆门市天门县参观学习体会》向县城初中老师做汇报演讲。这份材料刊登在1984年11月20日《思南教育——教育学会第二次年会论文专辑》1984年第4期。此后，我就离开教研室改行从事陌生的行政工作。

（三）县人事局任职三届的十年

1984年12月底，我被任命为县劳动人事局局长，1985年2月改任县人事局局长。这是我完全陌生的工作领域。1985年正值三大项工作压头：工资改革，百万裁军军转干部安置和机构改革。还有，1984年思南行政事业单位人员严重超编，需要大量裁员，另有日常干部工作调动，招干转干工作，千头万绪，单位人少事多又难办。
我的大学同学听到我调任人事局长，来信劝我辞掉这个职务，继续搞教学研究或调回福建工作。他说人事局长职务，是千人想万人骂的吃力不讨好的工作，你再怎么搞得好，总有不少人不满意。的确，我担任三届人事局长期间，骂我，告我的事不少。但我都能妥善处理好纠纷，保持社会稳定。我心想，既然组织上信任我，我一定要当好这个人事局长，不辜负组织的期盼。

在人们的心目中，总认为人事部门是实权单位，在其部门工作的干部有一定的权力。所以，人事部门干部的一言一行，群众很注意，很关心的。人事部门的干部能否做到洁身自好，秉公办事是关系到端正党风，严肃政纪的大事。我一上位，首先组织全体同志学习《党章》、学习有关人事工作的各项政策规定，要求大家坚持原则，坚决执行上级的文件规定及县委、县政府的规定。在任职的九年中，与我一起工作先后16位同志，他们不管是调出人事局到县里其他部门工作、任职，或调离思南到其他单位工作、任职，都没有出现违纪违法而受处理的情况，都能平安工作到退休安度晚年生活。九年中，我要求大家做的事情，我坚持从我做起，以身作则，带动全局同志秉公办事，遵纪守法，开展各项工作。一直坚持公开办事制度，公开办事结果，不讲关系，不徇私情，不怕得罪人，严格把好政策关。人事局九年，单位不乱收任何费用，对我本人，没有人敢向我送物、送钱。

为了调动全局同志的工作积极性，我除了要求大家积极工作外，还关心大家的生活问题。上世纪八十年代，机关干部的住房比较紧张，特别是人事局的工作人员，从各部门调入，多数人没有住房。我为了团结全体同志，发挥他们的工作积极性，保证人事局各项工作的出色完成，决定修建人事局宿舍楼。我向省、地人事局求援，得到他们的支持，解决十多万修建款，我又向县科委、县财政局借款2.2万元。我又以个人名义向电力公司借款3万元。人事局宿舍楼建成后，1990年3月20日县人口普查办租用了底层门市部作为第四次人口普查办公室，给了8000元租金。当时，我向电力公司借款时，负责人说，你为单位的基建向我们借款，我们相信你，一定会还。如果以单位名义借，我们就不敢借，因为单位领导经常换，人走后，我们找谁？但是，你这样做何苦呢？我回答说，为了解决大家的后顾之忧。

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有一段时间，副局长陆宗盛退休，副局长熊炳全调任审计局副局长，只有我一人负责，所有责任都是我担。我经常出差、开会、下乡、学习，为了使基建工作能尽快顺利进行，我召开全体同志会议，我出差下乡不在家时，有来投标愿意承建的建筑队来商议，你们大家共同确定，原则是要保证质量，报价低的建筑队负责修建。后来，有一家未中标的建筑队向李家琦县长告状，说：郭局长受收中标建筑队的贿赂，不让我们做。李县长接信后，到人事局了解情况。我当时在贵阳参加省人事局组织的人事管理培训班。单位的同志对李县长说：“承建的建筑队是我们大家一起公开定的，郭局长又不在家，他收什么贿。告状的建筑队比我们确定的建筑队，每平方米要高出几十元钱。”李县长听完介绍后十分生气，讲了，这个建筑队简直是胡说八道。”

人事局宿舍楼修成后，我召集大家共同研究了分配方案，按工作资历，家庭人口等综合情况，我提出了分配方案，大家都没有意见。我没有搬进新建的宿舍楼，仍然住在原来住的老房子里。因为，我若搬进，可以分到最好的一套，但有一个干部就分不到房子。我们非常平静地分好房子。当时，县林业局局长田正敖到人事局办公室向我请教，“你们人事局分房子是用什么方法，平静地就分配好。我们林业局搞得乌烟瘴气，这个锁门，那个砸玻璃。你帮我分房子好吗？”我笑着说：“人事局和林业局都是科级平级单位，我怎么能到林业局去帮忙分房子呢？你召集大家一起讨论方案，只要不存私心，公平、公正，就一定能分配好房子。”

人事局宿舍楼建成后，有许多人劝我，你辛苦找来的钱，又以个人名义向企业借款，新房建好后，又没来住，底层门市部你可以买来经营，相信大家不会有意见。我说：“那不行，这是国有资产，我不能动这个歪主意。古语说得好，君子爱财，要取之有道。谢谢你们的好意。”我离开人事局之前，把基建所有款项结清，借款也还清，不给下一届班子留尾巴。

我刚从教研室改行到人事局当局长，感到压力很大，困难很多。我一不熟悉情况，二不懂人事工作的各项政策，三没有领导经验。怎么办呢？会管理就要成内行。摆在我面前的路只有加强学习，深入实际，才能尽快地适应工作的需要。

我来到人事局后，为了出色完成工资改革、机构改革，军转干部安置，人事干部调动，招聘转干等工作，我加班加点地翻阅、学习人事工作方面各项基本政策规定。1985年工资改革，完全打破原来的级别工资，改用基本工资、职务工资和工龄工资三大项套改的办法。由于原来工资执行存在许多漏洞现象，套改起来十分麻烦。1985年，我参加全省工资工作会议，当分组讨论方案时，我能说出工资变化的沿革及工资改革后的套改方案，地区人事局包中英副局长和工资科长，让我参与审查各县的方案。回思南后，凡是召开区、乡及县直机关的工资工作会议时，我都是亲自讲解，详尽进行解释，对各种特殊情况的套改要点。我在人事局工作三届，没有一个干部的工资套改有误。省人事局每次讨论工资政策制定时，地区人事局领导一定通知我与他们一起参加会议。我们县的工资工作做得非常出色，兑现及时。1990年9月，贵州省工资制度改革领导小组、贵州省人事局发给我荣誉证书写道：“郭有辉同志：一九八五年工资改革以来，工作积极，成绩显著，被评为先进工作者。”

为了搞好军转干部安置工作，我认真学习上级一系列有关军转安置工作的文件，特别是中办发（1985）44号文件并组织全局干部结合本县的情况，认真进行讨论，深刻领会上级的有关文件精神实质。通过学习讨论，大家深刻认识到安置军转干部是一项重要的政治任务，必须想尽一切办法不折不扣地完成好。我还利用召开座谈会，下部门走访交流等各种形式向有关部门的领导及相关人员宣传；向县委、县政府领导宣传军转安置工作的原则、方针、政策，取得他们的领导和支持，保证安置工作的顺利完成。有些军转干部怕安置不好，转业后就到人事局询问，人事局收不收安置费，其他地方都收。工作人员回答：“我们郭局长不容许收任何经费，对大家一视同仁。”“我县始终按照‘积极接收，妥善安置，认真培训，合理使用’的十六字方针，接好这三年的军转安置工作。”

1988年8月，我收到贵州省军队转业干部安置工作小组表彰：“郭有辉同志，在军队精简整编安置军队干部工作中，成绩显著，特予表彰。”1984年，由于我县对选招聘制度改革缺乏全面理解，一时造成行政事业单位职工增长失控。全县1984年末比年初行政事业人员增加1024人，仅区、乡就招聘485人，从企业调入行政事业单位84人，造成区、乡行政和某些县直单位严重超编，给区、乡住房、办公用房造成巨大的压力，人员臃肿，无所事事，也给我们财政收入紧张的农业县财政支出增加巨大压力，连发工资都困难。我接任人事局长就碰到这项得罪千家万人的定编减员工作。我决心顶住说情风，在县政府领导的直接指挥下，带领全局同志经过一个多月与有关部门的共同努力下，通过定编减员，解聘了250名不适合继续担任区、乡工作的招聘干部（留下129名招聘干部），对达到退休年龄的人员动员其退休，并落实退休待遇。对不适应区、乡行政工作的人员调整了单位和岗位，一共减少301人。到1985年底，区、乡行政人员减少到840人，比我们定编的833人暂超3人。

通过这次定编减员工作后，县委、县政府授予县编委较高的权威，凡有关机构编制事宜一律由县编委按规定程序处理，坚持“一支笔审批制度，收回县直党政群（包括区、镇）机关内设机构设置审批权，有效地控制内部机构设置，有效地控制人员超编现象。”我县十二个区（镇）、八十六个乡（镇）、县直设行政机构56个。省地核定我县区、乡行政编制862名，县直党政群机关行政编制555名，公检法司行政编制303名，全县共核定行政编制1720名。到1990年6月止，思南县直机关实有人数558人，区、乡实有人数830人，公检法司实有人数289人，合计1677人，没有超过上级核定的编制总数。

1990年，我应贵州省机构编制委员会满主任的要求，写出《我们是怎样做到机关人员连续五年不超编的》一文上报省编办。省编办加了按语：“现将思南县编制办公室主任郭有辉同志关于《我们是怎样做到机关人员连续五年不超编的》一文印发各地供参考，目前我省各级党政群机关的人员超编问题，应当引起各地的高度重视，并积极做好‘消肿’工作。”直到我1993年8月卸任县人事局长，担任县政协副主席、县委统战部长时，我县行政事业单位一直没有超编。不过，我到县委统战部工作还不到一年时间，县财政局长就传话说：“郭局长你走不到一年时间，全县行政事业单位就超编一千多人，省编办和省财政厅不承认这一千多人的人头经费，发工资都困难。”有不少人讥笑我：“就你坚持原则，得罪不少人又能怎样？还不是为他人做嫁衣裳，人家才不管控编不控编，工资能不能发得起，他们少数人得利益就行。”我只能笑笑地回答：“我不在其位，就不谋其政。我也无可奈何，不是我的责任！”

人事局工作除工资、军转安置和编制工作外，还有大量日常工作，如人员调整、招收干部，招聘干部转干、学生分配等，这些都牵涉到广大干部群众的切身利益，都必须严格坚持人事工作的各项制度，这样才能取信于广大干部群众。人事局在多年招干中，有八、九百名考生参加考试，没有任何一名考生因送礼、走后门被破格录取，受到各级干部和群众的好评。如1988年，我向县政府常务会议汇报一九八八年招干情况，一位人大副主任感慨地说：“你们招干很平静，没有听到什么反映，而有些部门招工就不是这个样子。”不过工作搞得再好，也有人误解的时候。仅举几个例子。有一次，有一位干部要求调动，带着礼物（不知道什么东西）到我家，被我断然拒绝退回。她回去后，在不同的场合骂我不通人情。有不少人转告我，她这么不讲道理，不帮她调。我只是笑笑。一个多月后，人事局行文同意她的调动（因为我们规定两个月研究一次调动问题，分管人事的副县长参加），我不会因为她发牢骚就不调她。群众的心情是可以理解的，因为她的调动符合政策规定。过后她十分后悔，多次道歉。有一次，大河坝区委一副书记，写告状信到县纪委，说人事局的郭有辉不按政策乱调人。于是，县纪委就派两名同志到人事局调查。我什么话都没有说，让具体经办人员将有关材料给纪委同志看。审清调动的干部写有申请报告，区委签有同意调动的意见，并盖有区委公章，接收单位也有接收意见，签有单位公章。他们看到材料，在区委上报同意调动的材料中，这位告状的副书记在区委研究会上发言同意调动并签了字。因为他与被调动者有矛盾，想通过告状而阻止其调动。他没料到人事局的材料是完整的、扎实的。这两位同志把调查情况向纪委书记李一坤书记作了汇报。李书记听后说：“今后凡是告人事局郭有辉的材料都不予理睬。”

还有一次，县委书记程豫明刚到思南不久，就收到许家坝有一名招聘的畜牧干部的告状信，说人事局郭有辉看人做事，不按政策转干。当时，是县委办公室主任黎明陪同程豫明书记到人事局了解情况。我也是请书记、主任休息，我仍然什么话都没有说，我叫工作人员把许家坝招聘畜牧干部转干材料给他们看，这位告状者考试成绩最差，我们调查他的工作态度极差，区委都不同意他转干。程豫明书记看完材料后，很生气，对黎明主任说：“今后凡是告人事局郭有辉的告状材料，不予理睬。”此后，我在人事局或统战部工作期间，再没有收到纪委和县委转批的告状信。我在人事局的工作，还是得到县领导的肯定。我担任第二届人事局长期间，有一次，郑大明书记到我家谈工作，看到我家还在使用八十年代初简陋的家具，说：“小郭，你任两届人事局长了，还用这些家具。”我回答说：“郑书记，我们是靠工资生活，还要供两个小孩读书，这种生活已经不错。”所以，郑大明书记在一次大会上表扬了我，把我比喻为张思德式的好干部。有不少干部群众，当面对我说：“郭局长，我们觉得你既可爱又可恨，可爱的是办事公平、公正，对任何人都一样，我们心服口服。可恨的是走不了后门。但是，总的来说，还是可爱。”按理说，我的工作应该得罪了不少人。可是，有一次县政府总支差额选举参加县直机关党代会代表时，有效票73票，我还得了70票（排名第3），最少11票，看来广大干部群众对我的工作基本认可。

然而，我担任三届人事局长期间，有不少干部，甚至领导对我说：“你在台就那么几年，还是要多做好事。少得罪人，否则你今后要后悔的。”甚至有个别地委领导，还传话给我，你办事太认真，太正直，许多人都怕你，对你的前程不利。我只能笑笑而已。不过，思南县人事局在我带领下，全面工作在全区评比中，多年都被地区人事局评为全面工作第一名。1990年6月，在省人事局召开的全省第一次人事系统表彰会上，思南县人事局被省人事局评为人事工作先进单位，我本人也受到表彰，被省人事局评为全省人事系统先进个人。在表彰会上，还做了典型发言。

（四）统战部任职两届的十年

1993年4月至2003年3月，我担任两届统战部部长。1993年8月，我刚到县委统战部上班，职工就向我反映，统战部每年只有两个文件，一是年初的工作要点，二是年底的工作总结，平时没有什么事做，反正县委、县政府也不看好统战部。我立刻意识到必须注意内部管理，结合实际建立健全各项规章制度，坚持周二、五的学习时间，组织单位同志系统地学习统战理论、统战政策、统战业务知识，积极做好同志们的思想工作，解决一些同志不安心统战工作的思想，强调有为才有位，提高他们的工作热情，帮助他们解决工作生活中的具体困难，如工作经费缺、出差费报销不了等问题。通过学习讨论，明确我们的工作对象、工作范围、工作方法和工作重点。我十分注重一班人的团结工作，互相尊重，从不搞内耗，同时也很注重统战系统和其他部门单位之间团结，从而使统战工作得到了各部门领导的支持。

我们对各类统战对象，进行广泛联系，深交广交朋友，建立感情，帮助他们解决困难。每年中秋、春节召开茶话会，邀请城区侨、台属代表及其他代表参加，交流思想，听取他们的意见和建议。对回思南探亲的侨、台胞都要去看望，帮助他们解决实际困难。鼓励他们利用自己的特殊身份，宣传党的“一国两制”政策，为香港、澳门和台湾回归出力。

1999年4月14日晚上，年逾80的旅泰华侨宋云先生带其三个儿女回乡探亲。虽然他乡音无改，对家乡的记忆犹新，只缘家乡变化太大，回乡无果，十分着急。我们多方安慰，耐心交谈，分析核实，结合原来掌握的材料，确认他的老家在离思南60多里的兴隆乡链江村岩底下村民组。第二天，我们又联系专车护送他们回老家，使他们尽快见到盼望已久的亲人，看到梦寐想见的老家。他们万分感慨地说：“祖国真伟大，在亚洲金融风波中，中国对亚洲、对世界经济的稳定的贡献是伟大的！家乡的人真亲真好！家乡的变化真大！”

1993年12月15日，我刚任统战部长不久，台属黎爱新到统战部向我反映她的问题，她曾为思南故居房产问题申诉，十多年回思南11次。希望这是最后一次。我接到她的申诉，到有关部门了解，她反映的问题是属实，她们的祖居在思南十字街，要求解决3.5万元的房屋赔偿金，长久未得解决有许多历史原因，我及时向李祖权县长反映，得到刘和鸣副县长的关心，在县财政局大力支持下，拨出房屋赔偿金3.5万元交给了她，圆满解决欠拖11年的老大难问题，她们很感激，还到处宣传党的政策好，思南的统战工作做得好。

我们对民族宗教工作十分重视，坚持每年到宗教活动场所检查，在特殊时段注意思想动态，正确掌握党的宗教政策，积极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我们还经常到少数民族集居的地方调查研究，掌握思想动态，帮助解决困难。由于工作扎实，成绩突出，1997年，在全县召开的民族团结表彰大会上，县委统战部荣获县委、县政府表彰的民族团结先进单位称号。

在统战部十年，我带领全体同志紧紧围绕思南县经济建设这个中心，在县委、县政府的重视、支持下，多方位地开展工作。县委明确我担任思南县非公有制经济领导小组常务副组长，积极协助组长县委副书记刘德远的工作。我们经常深入基层和个体户、私营企业，了解情况，调查研究，协调解决矛盾，与有关部门共同制止乱收费、乱摊派、吃拿卡要的现象，积极做好非公有制经济人士的思想政治工作，鼓励他们在国家政策指导下，积极发展各项事业，多为思南经济发展做贡献。他们也经常愿意到统战部反映情况，谈心交心。所以，我们对全县个体工商户和非公有制企业十分了解，能有效地协助县委、县政府开展工作。可以从以下三个案例说明。
案例一：
1997年12月21日至12月27日，我受县委书记刘龙骥的委托，与强宏国、张世海三人到湖南省邵阳市、新邵县和邵东县考察非公有制经济发展情况，及成功经验。23日到25日，对三地进行考察，在当地一位领导的陪同下，除了聆听大会介绍外，主要进入实际考察。重点是考察邵东县的县城改造、市场开发，个体、私营各类企业的立项、建设、发展及县委、县政府对发展非公有制经济的相关文件内容。回思南后，以强宏国、郭有辉、张世海署名写出《邵东县的昨天、今天、明天》考察报告，在《思南报》1月21日、2月11日，2月16日分三期发表。向县委、县政府发展县域经济提出许多工作建议。
思南县委、县政府根据思南地处乌江中下游的交界处，是一个没有戴贫困县帽子的贫困农业县，国家投入少，财政困难，基础设施落后，远离大城市和铁路，信息闭塞的状况，在邵东县“兴商建县”思路的启发下，提出扬长避短，改变依靠财政拨款建设市场，由一个部门建市场的观念，采取加大招商力度，吸纳社会闲散资金的方式，加大对市场的建设，建立市场网络，加大物流，促进经济发展，引资改造县水泥厂，引资新建水泥厂，为基础设施建设提供充足的原材料；发展农畜产品加工，推动农业发展的三条非公有制经济发展思路，加强对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引导，使思南县域经济发展，逐步走上良性循环，多轮驱动的发展局面。

1998年思南开始启动防洪堤工程，原河街农贸市场被拆除，许多外地客商失去经营场所，政府暂时无财力进行安置。在思南招商引资政策吸引下，湖南客商李华与县粮食局签订十年租赁合同，建立占地3000平方米的黔东华龙市场，成立思南县招商引资政策出台后的第一个招商引资项目，市场可容纳70多户客商，被政府领导称赞为替县委、政府办了一件想办而未办的事，许多部门一路开绿灯，很快办好各种手续，只用50天时间建成市场，于1999年元旦正式开业。
案例二：
1998年7月20日，我到联系点香坝乡检查工作，因下大雨耽误两天才回来。7月24日下乡回家，3：30我刚开门进屋，就听到家中电话铃声，是县委办打来的电话，让我马上到县委常务会议室参加联席会议。我一进会场，刘龙骥书记和李祖权县长就说：“郭部长，你回来就好，我们正在开会讨论如何迎接地委副书记要到思南检查非公有制经济发展工作情况，经委、工商局、工商联等许多部门都说不出所以然，你熟悉情况，看该怎么办？”我听完介绍后，就发言介绍可以到10家各种类型的非公有制企业参观，保证他们满意。最后，还明确汇报材料由我来写，我爽快地答应。7月28日，我把写好的汇报材料交给县政府。29日至30日，我带领有关同志到10家企业安排迎接检查事项。30日至31日，陪同地委检查组下基层检查思南县非公有制经济发展情况。到孙家坝水泥厂时，地区经委曾局长私下对我说：“申书记这次到思南检查工作，准备狠狠批评思南，没想到看到的情况与想象中完全两样。”8月1日上午，检查结束后，在县政府6楼会议室，由强宏国副县长作了汇报。地区检查组听了汇报，看了10家企业情况，申副书记在会上说：“思南对非公有制经济发展做了那么多工作，而且做得很好，为什么不及时向地委汇报。”那年，思南县的非公有制经济发展工作评为全区第一名，1999年也是全区第二名。刘书记、李县长对这次检查的工作十分满意。
案例三：
2001年，国庆节日期间，县政府决定在金丰市场安化街路段举办思南县土家风味小吃一条街活动。当时，县委副书记、县长戴亮明确副县长何支刚负责此事。不知是什么原因，后戴亮县长找到我，请我担任筹备组副组长，帮助搞好这场活动。他的理由，我是非公有制经济领导小组副组长，熟悉个体户的情况，他们都愿意听我的安排。我也爽快地答应，认为这是促进思南经济发展的一项活动。我马上主持召开许多餐饮方面的非公有制经济人士开会讨论，共同出主意，想办法，大家都表示愿意支持县政府的工作。这场活动举办三天，从十月一日到三日，场面非常壮观、热闹，好多群众参与其中，几大班子领导亲临现场检查、参观，大家十分满意。
第一天（10月1日），有52户参赛，共评出《思南土家风味小吃十佳》：
①毛林华 荞面条
②刘兴富 羊肉粉
③朱功勋 西三炒牛肉粉
④马尚才 牛肉汤锅
⑤李志勤 豆浆绿豆粉
⑥汤祖权 卤盆
⑦权太顺 甜米酒汤圆
⑧田霞 神奇夜宵（一晚收入4750元）
⑨干学碧 花甜粑
⑩严成富 米豆腐、刮刮粉
1995年，随着统战工作的深入开展，我们感到统战工作力量薄弱，尤其是乡镇和有些部门。为了统筹搞好全县（包括乡、镇）的统战工作，为了解决长期以来乡镇统战工作无专职统战干部的问题，我积极向县委和地委统战部反映，提出配备乡（镇）专职统战干部的重要性和必要性。经过多年的争取，终于得到上级党委的支持。1998年，县委在全县27个乡（镇）配备了专职统战干部（其中24名还进入了党委班子），相关部门明确了专人抓统战工作。同时，我们还举办了全县统战干部的业务培训会，我亲自上课。从而使乡（镇）统战工作有人管，有人抓，出现了一派生机。2002年9月，全区乡（镇）统战工作经验座谈会在思南召开。

我到统战部后，很注意抓宣传工作。我深深地体会到，要搞好统战工作，搞好宣传是必不可少的重要手段。通过写信息，搞调研撰文章，可以全方位，深层次地宣传党的统战方针政策，及时报道工作动态，及时总结经验，广泛宣传先进典范，可激发统战对象的积极性，使各级党委、政府及各部门和干部群众，了解统战，关心统战，支持统战。我要求单位每个同志都要参与写信息，撰文章，而我更是以身作则，带头写。从1994年至2002年，九年中，县委统战部共编辑印刷69期《统战动态》，刊登322篇信息，我本人写117篇，占36.34%。我还在《中国统一战线》《贵州统一战线》《贵州侨联》《铜仁统战》《铜仁统战信息》刊物上发表信息和通讯60多篇，有8篇工作研究被《贵州统一战线》刊登。我参加省委统战组织的部分县（市、区）统战部门的研讨会6次，撰写6篇文章（都刊登在《贵州统一战线》）上。在参加铜仁地区组织的统战调研年活动中，有4篇论文被评为优秀论文。1997年8月28日被《贵州统一战线》编辑部授予《贵州统一战线》一九九六至一九九七年度优秀通讯员。2002年6月被中共中央统战部评为2002年度全国统战刊物宣传工作先进个人。

我担任统战部长十年，在县委、县政府重视下，在全体同志团结协作共同努力下，思南的统战工作，取得较好的成绩。经过10年的不懈努力，使不起眼的思南县委统战部提高了知名度，在我县社会经济发展中发挥了积极的作用。2000年、2001年，思南县委统战部被省委统战部评为全省统战工作先进单位。1998年至2001年，被地委统战部评为统战全面工作第一名，统战工作目标管理先进单位一等奖。我本人2001年3月被地委统战部评为2000年度“三好”干部，2002年2月22日，被地委统战部评为2001年度优秀统战干部。

我在统战部十年，为我县非公有制经济发展尽心尽力。于是，有人认为，我与非公有制经济人士关系融洽，经常帮助他们反映情况，帮助他们解决许多具体困难，肯定有所图，肯定占有土地、门市部或者在企业中占有股份，实际上我什么都没有。我始终牢记有一位革命老前辈对子女警示：“要当官，就不要想发财。”实际上，许多非公有制经济人士愿意交往，是因为我始终以平等的态度对待他们，所以信任我，愿意向我反映情况。但是，他们知道我的做人底线，我帮助他是为了思南经济发展，而不是为了满足我个人的愿望。帮助他们排忧解难必须在国家政策允许的范围内。那些怀疑我的人，知道我确实什么都没有，既敬佩又不可理解。

（五）担任三届县政协副主席的工作小结

担任县政协副主席，我主要管统一战线工作、社会联谊工作和文史资料工作。第十届政协副主席、县政协党组副书记（驻会）又同时任县委统战部长双肩挑，两个单位都有办公室，两个单位工作都能平衡兼顾，两不误。工作的确忙，双休日加班加点是家常便饭，经常利用双休日写材料或下到边远的联系点（香坝乡）帮助乡党委、政府指导督促工作，走访农户，了解情况，帮助群众走致富之路。我注重写一下文史资料工作。仅举下面五个例子。
①1999年10月，主编10万字的思南文史资料第18集《风雨同舟五十年——人民政协成立五十周年纪念专辑》，撰写出《政协工作概述》6篇文章。
②2003年12月，主编思南文史资料第19辑《峥嵘岁月——思南抗美援朝纪念专辑》，写出序，并详细修改全书57篇回忆文章的文字及调整有些文章的结构。
③2006年3月，主编思南文史资料第20辑《故都城头盖》汪育江著，审读全文并作删改，还写出本文书的序。
④2006年12月，主编《和衷共济五十年》，纪念思南县政协成立五十周年的纪念专辑，并写出概述。
⑤2007年3月，为贵州旅游文史资料丛书/思南卷《花灯之乡》，担任主编，完成88篇文章征集与校订工作并使之顺利出版。

（六）侨联工作简述

1982年10月担任县侨联领导小组长，1990年11月改建为县侨联委员会后，担任主席至退休止，积极开展各项工作。多次组织调查、走访摸情归侨、侨、台属及海外亲人的情况，为做好侨工作打好基础，当好党和政府联系、团结广大归侨、侨眷和国对华侨的桥梁和纽带作用，通过“中秋”、“春节”座谈会，春节入户走访慰问，宣传党的侨务政策，了解他们的情况，联络感情。做好回乡探亲的侨台属的接待工作，尽心服务，帮助寻根；尽心尽力，排忧解难。落实侨务政策，维护归侨、侨眷的合法与正当权益，在政治上、工作上关心的同时，还尽量在学习、生活上关心，帮助他们的实际困难。故此，1999年12月，贵州省侨务办公室、贵州省归国华侨联合会、贵州省人事局，授予我贵州省归侨侨眷先进个人称号。

我在思南工作几十年，始终做到踏踏实实工作，干干净净做人。我于1984年7月、1989年7月、1991年6月、2001年7月多次被县直属机关党委评为优秀共产党员。
2007年10月我正式退休后，还为思南县政协编写两年政协志。2022年至2024年参与思南县关心下一代委员会工作和老干部宣讲团宣讲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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