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影中的思政课｜观《四渡》，看“一个办法”从何而来？

我还记得学校组织观影那天，随着放映厅的灯光熄灭，银幕上的赤水河一下子压到眼前。炮火撕开山雾，马蹄、脚步和湍急水声层层逼近，红军在狭窄山道上穿行，仿佛下一秒就会被合围。毛泽东望着地图说：“我有一个办法。”

这句话在我观影后仍久久难以忘却。它让我不禁追问：在几乎无路可走的时刻，一个真正有效的“办法”究竟从哪里来？

《四渡》没有直接告诉观众答案。影片有意打破三渡、四渡的线性顺序，先让蒋介石在贵阳城看见红军留下的标语，再回头揭开那句“我有一个办法”的含义。

在观影过程中，我对那段历史的理解变得更加清晰深刻，也对那个“办法”有了具象而辩证的领悟。

电影《四渡》海报

四渡赤水最耐人寻味之处，正在“四次渡过同一条河”。一渡是土城战斗失利后的转向，二渡抓住黔北空虚回师遵义，三渡调动敌军，四渡则折返东进、跳出合围。河流没有改变，每一次渡河的意义却都不同。

作为马克思主义哲学专业的研究生，我从中看到一种并不玄奥的辩证法：事物的意义存在于具体关系之中。同一处渡口，放进不断变化的敌我态势，就会成为完全不同的军事问题。所谓高明，不是守住某个永远正确的方案，而是敢于根据新的实际重新规定问题。

影片中，湘江血战的沉重、土城战斗的失利和苟坝会议上的激烈争论一一铺展在眼前。让观众看到这些失败与波折真实存在，也让观众感受到后来取得的主动承载着何等分量。

毛泽东提着马灯走过雨夜，坚持向周恩来陈述不能攻打打鼓新场的理由。这个细节也揭示出，历史主动不是无视客观条件的任性，而是把调查、判断和担当统一在行动中，不让信念变成空洞口号。

这让我对毛泽东的“办法”有了更为通透的理解——“办法”并非凭空闪现的奇谋，而是在危机之下扎根现实、反复研判、在试错与反思之中生长出来的出路。

电影《四渡》剧照

影片还把“办法”从指挥部交到普通人的手中。

影片中，百姓卸下门板帮助红军搭桥的一幕尤其触动我。木板原本守护一户人家的日常，此刻却连接起一支队伍的生路。

不仅如此，“办法”要靠战士昼夜行军去完成，浮桥要靠军民共同架起，伤员和牺牲者构成了每一次转向背后的代价。由此看，真正改变历史的从来不是孤立头脑中的点子，而是正确主张与人民实践结合后形成的力量。没有战士的执行、群众的支持，再精妙的“办法”也只是纸上谈兵。

电影《四渡》剧照

从黎平会议调整前进方向，到遵义会议实现伟大转折，再到苟坝会议上的慎重抉择、赤水河畔的纵横驰骋，党和红军在危急关头作出的许多重要选择，都镌刻在贵州山河之间。

沿着贵州大地上的红色足迹，我也想起了千里之外的家乡河南。1934年，红二十五军从罗山何家冲出发，踏上长征路；此后，中央红军转战贵州，在一次次抉择中打开新的局面。何家冲与赤水河相隔千里，却共同见证了理想信念如何在艰难跋涉中化为行动。

如果说大别山的坚守让革命火种得以延续，那么贵州山水间的四渡则展现了在运动中创造主动的智慧。家乡与求学之地的红色记忆由此在银幕前相遇，长征也不再只是书本中遥远的历史，而成为与我的成长相连、不断提醒我从何处汲取力量的精神坐标。

这种认识也改变了我理解学习的方式。研究哲学时，我有时会在概念和材料之间徘徊：资料越积越多，问题却未必更清楚。过去我容易把“办法”理解为尽快找到一个现成答案，而《四渡》却提醒我，办法首先来自对真实问题的正视。理论的生命力，不在于替实践预先写好结局，而在于帮助人更清醒地进入实践。

曾经，红军凭借坚定信念、求实智慧和人民支持，在赤水河畔把危局一步步转化为新局。今天，站在长征胜利90周年和“十五五”开局的历史坐标上，我们接过的正是这种在困难面前寻找办法、在实践中打开道路的精神力量。

电影《四渡》剧照

那句“我有一个办法”，于我而言已不只是一句电影台词，它意味着忠于理想又尊重实际，敢于思考更勇于担当，把个人的学习与成长融入民族复兴的时代进程。

作为新时代青年，我们应以信念校准方向，以求实回应问题，以奋斗践行使命，在新的长征路上走好自己的每一步，让红色薪火在接续奋斗中照亮新的征程。

贵阳学院阳明学与黔学研究院马克思主义哲学专业2025级研究生 王典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