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家笔下的贵州｜ 冉正万：《青岩》

　　一、我是侯庚辰

　　青岩交通站是个小单位，只有三个人，他们受电讯司管辖，但不负责情报搜集。交通站有一台木炭汽车，在贵番支线上往返。司机必须有一个助手，负责摇风机、加炭、清理炉灰，还要在上坡陡时抱着三角木跳下去，车子一旦爬不动，立即将三角木塞到轮子后面。我的人上周进驻青岩，已经把怀疑对象从十四个人缩小到十个人。交通站的房子小，进出的陌生人又多，为了保密，我们必须在外面租房子住。

　　离开贵阳时，我在九架炉巷马店租了一匹马，这匹马只能骑到青岩堡，不能骑到青岩。青岩是个有城墙的城堡，青岩堡反倒是个普通村寨，青岩没有马店，青岩堡才有。具有商业和工业意味的设施在青岩，和农耕有关的在青岩堡。从青岩堡到青岩不到一公里，中间隔着一条小河。走到河边，听见有人敲锣，不得不停下来。这是防空警报，乡下安装不起高音喇叭，只能用敲锣代替。临近黄昏，在河边坐一会也行。这是一条文静的小河，河水清澈见底，转弯处堤坝似的陡滩让河水小小地喧闹几声后远去。我站着看了一会，然后躺在草地上，看着蔚蓝的天空。无垠的天空不但深邃，还有永远看不透的秘密，看久了有将要坠进去的感觉。盯着深处看，越看越深不见底，越深越感觉天空不是在上面，而是在下面。确如哲人所说，当你凝视深渊时，深渊也在凝视你。

　　古镇真是清静，仿佛只有我一个人。六年前路过一次，没有停留，不能算真正到过。当时去定番县。贵阳到定番一百华里，到此五十，正好一半路程。本应在此打尖歇息，因为送急件打马直奔。事毕从定番去广顺取件，从广顺绕凯佐回贵阳。当年十八岁，对山川景物不感兴趣。六年来心智长了多少不知道，只知道事情和当年完全不相同，当年是剿匪，现在是外敌入侵，是抗战。

　　贵阳远离前线，原以为非常安全。当敌机来袭，除了害怕和莫名其妙的激动（仿佛自己终于和抗战有关）束手无策。没有防空洞，没有防空地窖，警报响起时，市民提箱带笼四散出城。军方只有七挺高射机枪，四挺安放东山以保卫政府机关，另外三挺在图云关保护国际红十字救护总队。救护总队是个重要单位，病房里住满了从湖南和广西撤回的伤员，急需手术或正在手术。他们都是在前线作战的军官，只要不是重伤，伤愈后还将上前线指挥作战。医生来自二十多个国家，全是高级知识分子。

　　和防空洞比起来，愚昧更可怕。警报响起，惊慌跑出城外，等了一阵见飞机不来，警报没解除也不管，硬要回家，还和不准他们进城的卫兵争吵，非要叫他们把进城的栅栏打开，说炸死了自己负责。不是每次警报一响敌机就会来，有可能中途拐向其它地方，这是事实。但不听劝告，警报没解除硬闯，这是愚不可及。最近九架飞机光临花溪轰炸航空学校所属照测总队。没有造成人员伤亡，情况却更让人担忧。贵阳在哪里一眼就能看出来，照测总队那么小，对外称工业专科大学，搬到花溪才几个月，连当地人都不知晓，敌人是怎么知道的？说明敌方情报人员已经渗透到贵阳。离照测总队最近的地方是花溪和青岩，军部下令电讯司调查。电讯司隶属交通部，有一半业务受国防部调遣。敌方情报人员的目标肯定不止照测总队。自七七事变爆发，不少商业、医疗、文化机构和大学陆续迁到贵州，其中高校就有十余所，目前还在不断涌入。这些单位军事价值不大，可一旦被炸弹摧毁，对军心民心影响非同小可。其中还有中央政府联络点、军队后勤保障提调指挥部和征兵办公室，让他们顺藤摸瓜找到这些单位具体位置，麻烦就大了。交通司成立捉鬼小组，命令我等捉鬼，确保大后方安全。

　　贵阳全城宵禁，青岩也一样。刚才洒了几滴小雨，晦暗的月光若有若无，我找到青岩交通站事先安排好的房子。很好找，从北门进来是明清时期老街，走百余米有条西进小巷，此处再往前二十米是赵公专祠，西进小巷连接一条背街。巷口上有一棵大皂角树。皂角树占地相当于两栋房子面积。皂角树已经是很明显的标识，他们不知道我何时来，怕我找不到，在门把手上挂了个红头蜂的旧蜂巢。旧蜂巢像个大粽子，真想咬一口。

　　我把东西放进房间，回到皂角树下点了支烟，刚坐下，一只黑猫好奇地走过来，我忙把烟藏到身后，向它伸出另外一只手，它犹豫不决地停下来，煞有介事地嗅了嗅，突然调头离开。

　　来青岩之前，司长给我三天时间了解青岩。花溪、青岩、龙里、扎佐、新添寨是拱卫贵阳的五个城镇，花溪是大镇、龙里是县城，各派两个组，其他三个小镇各派一组。我们中大半只经过一个月培训，除了组长都是新手。司长召见我们时强调，搜集情报不是打打杀杀，迫不得已时才会有谋杀发生，这已是事故，是末等手段。情报是通过秘密手段搜集敌我双方信息，虽有针对性任务，其内容越丰富越好，情报可以服务长久。除了挖敌方情报人员，对有利于抗战的事也要留心。基于此，对各自前往的城镇要有充分了解，不可像刘姥姥进大观园，洋相百出。

　　文通书局给了我最大方便，他们提供书籍和地图。

　　青岩是土司班麟贵修建的军事城堡。明朝天启二年，水西安邦彦和永宁奢崇明造反，小土司班麟贵协助朝廷驻守青岩堡，同时向围困中的贵阳竭诚送米。战乱结束后，班麟贵经朝廷同意，去青岩堡西南两里处，于阁上山建土司衙门，同时筑围墙，围墙东到大茨窝，南至卡子门，西临黄家坡，北到谢家坡。围墙筑好后，将青岩堡百姓迁入新筑土城避匪。班麟贵也由小土司变成大土司，领七十二寨，管八番十二司。康乾时期国泰民安，将青岩降为外围土舍，级别低到末端，民国三年设镇，捡回一点旧时脸面。

　　读到这些材料时一点也不惊讶，像说某人祖上有人中过举做过官，阔过荣耀过，起起落落也正常，谁家都没有千年不变的风水。

　　读到另外一沓从前线收缴来的油印材料，不禁毛骨悚然尾椎骨发凉。

　　这些油印材料有十七八斤，还没成书，但已有书名，叫《新修支那省别全志》。从序言可知全中国每个省都有涉及，有上百卷。送到贵阳的是第四卷和第五卷，也就是和贵州相关的上下两卷。内容包括贵州土壤、气候、动植物、都市、产业资源、工业、商业贸易、财政、金融及度量衡、交通运输、邮政、电政及航空。材料由日本东亚同文会编写，该会成立于一八八七年，以日本陆军为后台，打着研究之名，实际上以军事调查为目的，为入侵做准备。可见侵我中华之动机，不是从东三省开始，更不是卢沟桥事变，而是在大清光绪年间就已着手准备。

　　我在省立高中学过一年日语，就着字典慢慢翻阅，读得慢，内容又多，只好带来青岩继续读。读得让人既蛋根都是火又无比佩服，人家做得真细，细得令人发指。半个世纪，他们派出一批又一批学者，有些学者还在军中任职。

　　贩夫走卒都可振臂一呼：坚决不做亡国奴。喊出来容易，要做到哪有这么容易，人家对你了如指掌，你既不了解他们也不了解自己。一个人不擅长学习一个家庭吃亏，一个民族不擅长学习一个民族吃亏。

　　不能点灯，白天才能读。第三章第一节第二款，叙述定番交通时看见青岩二字，不见其他描述。定番陆路：北经土桥、青岩、花仡佬，共五十八公里到省会贵阳。花仡佬，我想了半天才知道现在叫花溪。青岩太小太单薄，未能进入日本人研究范畴。

　　我深感失望又深感庆幸，就像一众妇人都被打上烙印等着被带走或即将成为奴仆，只有叫青岩的小姑娘躲过一劫。古镇拜过往行人所赐，家家有铺面，城外有租给佃户的良田好土，他们的生活因此富足又安闲。若有人告诉他们，他们的一切已被人惦记，有可能被抢劫，他们会有什么样的表情？皂角树上的皂角像倒悬的刀子，想到这一点，坐在树下会感到不适。而我所知道的刀子远比看得见的刀子厉害，取人性命索人钱财悄无声息。

　　政府为了提高国民素质，最大限度地唤醒国人同胞，由教育部下令，严厉推行小学免费学额政策。贵州地瘠民贫，失学孩童远远超过其他省份，对这项计划推进因此更加严苛。心急吃不得热豆腐，不急又不行。多一个人上学，就多一分希望。知识是炮弹，无知是锈刀，两者杀伤力不可同日而语。

　　油印材料里说：“贵州，由明代成为流谪地大致可以推察当地的风土人情。《通志》按流寓、隐逸、宦官、孝子、烈女等项分别列举的人名，细读其行状、阅历，没发现在历史上可称卓绝者，一个也没有。因此，在此环境下，不可能产生出类拔萃之人才。过去没有出现过大人物，现在亦同样感到遗憾。似可推断，将来这方面也不作过分期待。”

　　看他说的，难道贵州人两个肩膀抬的是个瓜。想到写这话的人得逼脸的样子就生气，太戳心了。生完气却又无法反驳，黔不但无驴，还无人。再过五十年，再过一百年总会有。别人怎么想我不管，我相信一定有。教育程度虽不能和其他省份相比，和自己比，已是从前二十倍。当旮旮角角的孩童都能入学，百年不可能还培养不出人才。

　　贵州与云南共同形成云贵高原，西至点苍山，东接湖南沅江河谷。贵州在正中间，西高东低一个大斜坡，有地无三尺平的“美誉”。我看不是地不平，是老天不平。不过，即便不出什么大人物，即便穷山恶水，也不可能叫你日本人来占领，不能让你们的飞机随便轰炸。

　　我摸出匕首，在黑夜里狠狠一划，不划黑夜，只划心头恶气。

　　黑猫再次钻出来，时而躬身，时而蛰伏，时而弹射。警惕性极高，捕杀绝不手软。一连串动作不过是游戏，它捕杀的是蟋蟀。捕杀耗子才是它的使命，它忘记它的使命了吗。我的使命是捉鬼。电讯司侦察和搜集情报能力远不及中统军统，在大后方又不如在前线，受重视程度和训练都有限。我并不气馁。我无法想象一帮穿着和服的人走在贵阳街头，睥睨地看着我熟悉的街道，故意以贵州方言谈论我的同胞和我们的生活。真有这一天，我会选择自杀。至于以什么方式自杀还没想好。

　　进屋后划了根火柴，看清大概后立即灭掉。我的行李很简单，除了换洗衣物还有一支左轮。既然是鬼，自然不会轻易露出真面目。油印材料上有一句话是对的：无论预期取得的实绩如何，也无论横亘着几多的障碍，鄙人都将竭尽全力完成。这是油印材料一位作者的誓言。躺下时，我对自己说：侯庚辰，你不仅要竭尽全力，还要加快速度。

 　　二、我是松本米子

 　　在青岩住了两个月也无法适应山地的湿润。衣服晾了三天，摸上去仍然湿乍乍的，床铺被子整天都是湿乍乍的，往空气里多薅几把，可以薅出水来。当然，我不能因此责怪青岩。这不是青岩的错。本地人对此视而不见，笑我神经过敏。也许并不那么湿，这种细微的感觉只不过是藏在身体里的秘密被暴露出来。人和植物不一样，植物从生长的地方移栽他处，除了生命什么也不会带走，人做不到，人在成长时吸收的不仅仅是饭菜和教化，还有无法说清楚与土地有关的气息，离家乡越远气息越容易暴露。

　　说住在青岩不准确，实际上我和孩子们住在青岩堡。每当我去青岩采购，总会有人在身后指指点点窃窃私语。这虽让人不舒服，但我理解他们的兴奋。不仅仅因为我闯进他们的生活，还因为我是一个日本人。我不知道他们是怎么知道的，我到青岩不久他们就知道了这一点。这和历经千辛万苦得以和我的先生团聚相比不算什么。我们已经分离了整整两年。我更希望他们把我当成一个妻子，一个母亲，一个女人。

　　我先生苏步青是浙江大学教授，有时在湄潭上课，有时在青岩上课。我们抵达贵阳时，他正好在青岩上课，担心我们太累，让我们先在青岩歇一歇，调整调整后再去遵义或湄潭。对我而言，住哪里都一样，只要能和他团聚就是至福。

　　从温州平阳到贵州贵阳一千七百公里，紧赶慢赶一个星期能到。可中间隔着战场，我们只能绕道广西，从广西柳州乘船到越南河内，再从河内到昆明。昆明离贵阳虽然还有500公里，却可以用近在咫尺来描述。我不是一个人，我带着一支部队。大儿子德雄11岁半，大女儿德晶10岁半，二儿子德明9岁，三儿子德洋8岁，二女儿德宜7岁，四儿子德成5岁，五儿子德荣3岁半，小儿子德昌两岁。问题是，我并非女将，我只是一个母亲，辛苦和意外难以言说。轮船在太平洋上被大风吹得偏离航道八十海里，雨也大。风和雨仿佛来自地狱，非要把船掀翻不可。在这难忘的十一个小时里，我唯有祈求我的孩子们不要出事，让他们平安回到父亲身边。如果大海需要献祭，我愿意成为祭品。在昆明给先生发电报，告诉他母子平安抵达昆明，发完电报不顾羞耻，在电报局面朝角落泪流满面。这既幸福又悲伤的感觉将成为我一生的拐杖，我将拄着它和我的先生白头偕老。

　　在昆明，我们得到先生在西南联大的朋友热情的款待，前往贵阳的车辆也由他们联系。他们不但知识渊博，还乐观向上，视野宏阔。中国有这些诚挚、伟大学者，民族复兴毋庸置疑。车过胜境关时，浓雾填平山川沟壑，大山变成岛屿，孩子们比我兴奋。

　　德明说：“我可以在上面行走。”

　　德晶说：“我想吃。”

　　德洋说：“你们看，马路在天上。”

　　德洋说的是盘山公路，山坡飘浮不定，盘山公路时隐时现，宛若在天上。德晶说德洋在作诗。几个孩子中，只有德晶对国文有些兴趣。不过，他们无法和父亲相比，他们的父亲当放牛娃时已在牛背上背诵《三国演义》，17岁时作过一首《外滩夜归》：渡头轻雨洒平沙，十里梧桐绿万家。犹记当时停泊处，少年负笈梦荣华。他们还没学会识字，我就把这首诗教给他们，他们都能背诵。但他们喜欢听故事，不喜欢背诗词。对此我不着急，他们还小，等他们显出各自兴趣再决定学什么吧。

　　在盘州住了一宿，第二天黄昏时抵达贵阳。贵州教育总长的车来接我们，到青岩已是半夜。原以为见到他有一轮船话要说，见面后只说了三句话，辛苦啦，热水够不够用，你好瘦哦。

　　为了让孩子们早点睡，德雄和德晶尽全力帮我，其他几个小的在车上就已睡着，停车后也不愿醒来。这种累超出心累和身体，感觉连发梢都累，空气和天上的星星也累。双腿打战，地上被春雨摊出一片片小水塘，光洁如镜。我们住的房子是一座寺庙，给我们留了两个房间，孩子们住一间，我和先生住一间。我睡得一点也不好，头痛，呼吸困难。我知道这是高原反应，坚持几天会好。这里的海拔1330米，在多数人眼里不算高原。其实它是云贵高原中段，我从小生活的仙台平均海拔110米，和先生到杭州后，平均海拔只有20米，在先生老家平阳住了两年，那里海拔300米。突然来到这海拔一千三百米的地方，像把神得罪了一样，整个一个难受。迷迷糊糊睡着后，像在扛着一座山行走。先生知道原因后说早知道应该直接去遵义。

　　那天醒来已是上午十点，不知道先生何时起床，他留了张纸条，抱歉地告诉我由于条件所限，青岩买不到治疗高反的药物，最好的办法是好好休息，他下课后回来做饭。嘱咐我减少活动量，让身体充分适应后再干活，起床后可以到小河边坐坐，改天再带我游青岩。走到寺庙外面，感觉离天特别近，蓝天触手可及。怎么可能让先生做饭。德晶醒来后和我一起做。在杭州和平阳都有女佣，我只负责孩子们的上学和起居。从温州平阳到贵州贵阳花销特别大，不敢再雇人。我问德晶有没有高原反应，她反问我什么是高原反应，她没有不适。第一顿饭就把我难住了。食材有大米、土豆、白菜和一块五花肉，一坛菜油。这是先生昨天准备的，他在青岩上课期间吃学生食堂。这些东西我都见过，但从没操作过。我想关键是把它们全都煮熟，不能生吃。把土豆和白菜洗干净切好，切五花肉时，肉在菜刀下面滚来滚去，仿佛还是活的，忍住害怕乱切，有的像丁，有的像条，有的成片。大米淘洗后和肉一起放进去，然后把白菜和土豆盖在上面。这个灶我也没用过，以黄土和灰砖砌成的柴灶，没有烟囱，也没有沥柴灰的炉桥，只有一个烧柴的小洞。我把柴塞满，然后用火柴去点，怎么点也点不燃。鼓捣了半小时毫无进展，不行，我得向本地人请教。我真蠢，一开始就应该向他们请教，而不是自作聪明。寺庙里的师父全是男性，我觉得操持厨房里的事情，还是应该向女性请教。

　　敲开寺庙上面第一户人家房门，我没敢进去。昏暗的屋子里没点灯，感觉人不少，看不清他们的面孔。我说了些抱歉打扰的话，没人理我，我尴尬地退到屋檐下面。正准备离开，有个老妇人出来，我向她鞠躬，她惊恐得连连后退，好像我是一头准备咬人的野兽，我真是手足无措，觉得自己好无能。这时又出来一个年轻媳妇。我不敢再鞠躬，结结巴巴地请她教我煮饭。她俩满脸狐疑，大概从没被这么无理地请求过。我又说了一遍，告诉她们，我昨天才来到青岩，不知道怎么做饭。她们不解地跟着我走进我的厨房，完全明白我的处境，并查看了灶和锅里的状况后，年轻媳妇石破天惊地笑起来，当她笑得直不起腰，老妇人也跟着笑。她们说的话我一句也听不懂，后来才知道她们自己交流时用布依语，与外人交流用汉语。

　　她们笑出眼泪，笑得不能说话，一说话就忍不住要笑。德晶因无法理解感到害怕，我则放松下来，知道她们一定会帮我。彼此熟悉后才知道，她们是婆媳，夫家姓田，入乡随俗，我叫年纪大的田婆婆，叫年轻的田嫂。她们各自姓什么不便打听。

　　田婆婆把灶洞里的柴退出来，叫儿媳把锅里的东西舀出来，还叫儿媳回去拿什么东西。田婆婆重新往灶里放柴，一块横放，两块竖放，然后放小树枝和枯叶枯草，枯叶枯草点燃后再放一块小劈柴。她耐心地告诉我，灶洞不可塞满，要让火苗直得起腰杆。不一会田嫂拿回一块黑乎乎的腊肉和两节香肠，半个老南瓜，还有一块白豆腐和一束葱。大米不能和菜一起煮，先用水把大米煮到半熟，再用竹篱沥干放甑子里蒸，蒸米饭时把香肠和腊肉放上面，米饭蒸熟，香肠腊肉也蒸熟，切成片即可，不用任何佐料。田嫂叮嘱，腊肉和香肠要放在钵子里，不能直接放在米饭上，以免猪油流出来把米饭搞得稀脏。中途将切成块的老南瓜放到甑子下面，这就有了甜品。没想到甑子这么神奇，我刚才没看见，看见也不知道怎么用，无底无盖的木桶，田嫂洗它时，我想到的是蜂桶。我在仙台乡下看见过养蜂人的木桶，不过那是有底有盖的呀。放锅里后，盖子从板壁上取来，叫毛盖。原来它们不在一起。田嫂把土豆和五花肉切成丝，诀窍是先把五花肉爆成半熟再和土豆丝一起炒，起锅前加一勺盐，翻炒十三下起锅（我认真数来着）。白菜和豆腐煮成汤，装钵后撒半勺葱花。我像小学生一样认真，不放过任何一个步骤，怕记不住，让德晶用笔记下来。她们没料到德晶会写字，啧啧称叹。我告诉她们，写字和煮饭比起来，煮饭难得多。婆媳俩又一次哈哈大笑。

　　这不是一顿饭，是一次讲经说法，让我重新认识了中国味道和中国人。

　　先生十二点半到家，比平时提前十分钟下课。先生说他从没吃过这么好吃的饭菜，孩子们更是吃得两眼放光，刚学会用筷子的德昌吃得满脸都是饭。田婆婆和田嫂没离开，但不一起吃，她们已经吃过了，每天只吃两餐，她们留下来帮我收拾碗筷，我则有一大堆衣服鞋袜要洗，洗完衣服还要烧水给孩子们洗澡。田婆婆说了一句我听不懂的话：儿多母苦。我没感觉到苦，他们是我和先生的孩子呀，我爱他们。

　　我差不多过了三来天才去河边，一是高反有所减轻，二是田嫂不时来帮忙，我可少做很多家务活。

　　青岩春分过后还很冷，农人正忙于整理旱地。和在河边发呆比起来，我更愿意去看田婆婆种地。她家里有个存放红薯的地窖，春分第二天，他们把红薯全部捞出来，背到地里。整理出一厢地，疏松又平整，红薯并排一个挨一个放进去。然后盖上细土和禾秆。这是一张多么暖和的床啊。田婆婆说红薯怕冷。田婆婆的丈夫在旁边“砍土”，把一年来生长的杂树荆棘砍掉。一棵正在开花的樱桃被他砍掉了，问他怎么舍得砍，说它结出的果酸得很，没人喜欢。我把樱桃枝拿回来，找了个小土罐插起。几天后开花了，这让我非常怀念仙台的樱花。

　　樱桃花和樱花看上去很像，它们的花托都是五星，花瓣顶端都有花缺，一个兔唇似的小缺口。我看一眼就知道它们的区别，我学过插花。樱桃花的花瓣小，花蕾比花瓣长，像一蓬大胡子。樱花的花瓣短，花蕊藏在里面。樱桃花纯白，无一点杂质。樱花乍看也是纯白色，其实它白中透着一点淡淡的粉。

　　仙台的樱花以染井吉野最多，应该还有半个月才开。

　　先生看到樱桃花，抱歉地说：等战争结束，你回去看看。

　　我确实想回去看看，希望这可恶的战争早点结束。

　　樱桃树开花后，李花梨花桃花跟着开。还有海棠、梅花、映山红、油菜花。我的小土罐每天都可以换不同的花。这个小土罐原本是田嫂用来装菜油的，肚子上出现一个沙眼，造型质朴内敛，用来插花别有味道。

　　我的插花师父是有名的河原苍风。插花可以抚慰心灵，忘却生活的烦忧，与大自然的亲密接触可以获得安然和满足感，非其他事情可以替代。我的插花师父告诉我，插花的过程是寻找宁静的过程。

　　高反何时无影无踪我完全没注意。先生说，青岩海拔毕竟不算太高，所以适应得快。我不完全赞同，但也没反驳。比如插花，有时取决于花的品种，有时也取决于插花人对美的理解。反正已经不再有高反，怎么都值得高兴。我的足迹不再限于青岩堡和涟江，买肉买蛋买蔬菜和日常用品都得去青岩。我很少去学校，个别教授看我的眼神与村民的好奇大不相同。青岩店铺多，物品丰富，最重要的是青岩干净。特别是铺在路上的石板，一尘不染并青汪汪地发亮。为难的是两件事情，一是无论怎么精打细算钱都不够用，二是潮湿的感觉始终困扰着我。像高反一样，先生的同事听说后感到惊奇甚至好笑，他们没有一个人觉得身在高原。对于潮湿，他们认为是心理因素，并不是真正的潮湿。我在说我的感觉，没必要叫别人也和我一样。我的皮肤，我的脖子甚至前胸后背是我自己的，比空气还细的水分子扑上来只有我自己知道。这些水分子真是厉害，隔着衣服，隔着袜子也能钻进来

　　青岩逢集时很热闹，我带孩子们去玩，买点小东西。我们没让他们在青岩上学是这里的小学堂不怎么好，青岩有人考中过状元，一半人却不热衷送孩子上学，宁愿让他们去学做生意或者学个什么手艺，这样一来，学堂里的学生很少，老师也懒心无肠。我们准备等到秋季开学时去遵义或湄潭上学。浙大本部、文学院、工学院、师范学院在遵义，农理学院和附中在湄潭。到时先修班和一年级将搬到湄潭，我和先生不必分离。

　　附近的村庄去过一两次，西边的龙井村、南边的歪脚和东边的摆托。主要是去买鸡蛋。每次田嫂都自告奋勇陪我，她怕我吃亏。我说他们都很老实，她说，老实？老磨石。我不知道什么是老磨石，意思反倒明白，就是不同意我说他们老实。除了买蛋，有时也买干花生和干豆豉。不管炒什么菜，放几粒干豆豉，立即有种干咸的香味，这是田嫂的绝招。粮食不够时买红薯，先生不喜欢红薯，孩子们也不喜欢。放柴火里烤熟后当点心吃还行，放在米饭上蒸熟，和米饭舀到碗里会让他们皱眉头。德雄德晶知道为我分担，不想吃也得吃。先生晚上在山洞里搞完研究回来感到饿，蒸熟的红薯在铁锅里，灶洞里留一点点火，他可以用红薯蘸着盐吃。红薯保温时间过长，水分增加，比刚从甑子里拿出来更难吃，只好用盐改变一下口感。

　　让我觉得奇怪的是，当我一个人去某个地方时，有个年轻人远远地跟着我。看不清面目，因为他总是与我保持适当距离，加上他比我敏捷，我一回头，他就近找东西挡住自己，或者掉头离开。我一次也没看清他的模样。看穿着不像坏人，似乎也不那么鬼鬼祟祟。他要干什么呢？十多年前，和先生恋爱之前，我也曾被跟踪过，想和我说话又怕和我说话的年轻人有好几个。和先生的恋爱关系确定下来后，再也没遇到过这种事情。我并不害怕，想去哪里照样去哪里。有次在青岩背街买菜油，背街比正街曲折，我走进去后以一户人家山墙作掩护，等他走近后站出来，迎面撞上去。本想问问他为什么跟踪我，没料到他转身撒腿就跑。很窘很狼狈的样子。这个可笑的年轻人，你不知道我是八个孩子的母亲，也至少应该知道我是苏步青教授的夫人呀，你找错对象了。他身上的肥皂味太浓，估计是洗衣服时没清洗干净。

 　　三、我们是学生

　　有人指责浙大洋气重，课本、讲解、作业全用英文，有人不无挖苦地说：他们的国文也用英文教吧。国文当然不可能用英文教，但一年级学生确实不拿国文当回事。据说此风由来已久。不过也有人坚持以国文为傲，早上见面问好，喜欢英文的人Good  morning，喜欢国文的人一个白眼丢过去：呀，吃中国饭，何必放洋屁。去年教育部下令，大学一年级学生，国文、英文、数学三门中有两门不合格不准升级，三门都不合格劝其退学。我是幸运又不幸中的一员，前年在广西宜山考进浙大，第一学期微积分和国文不过，学校迁到贵州青岩后仍然读一年级，和新招进来的本应是学弟的成了同学。哭笑不得的是，微积分考了59.5分，一道答案是0.00814，不小心写成0.0814。这道题6分。去苏教授宿舍申诉，教授说，将来你有机会设计一座大桥，桥塌了，你能说自己不小心少写了一个0吗？给你59.5分，就是要你明白，这是你推卸不了的责任。

　　一时难以心悦诚服，但教授的话无法反驳。

　　浙大对学生极其严格，升学的三成，留级的三成，劝其退学的三成。被退学的那个惨，想想也让人不寒而栗。有唉声叹气，有号啕大哭，有言将自杀。自杀终究没有，退学后立即准备再考，考西南联大，退而求其次可以考国立北平铁道学院，唐山工学院，大夏大学，湘雅医学院。除了联大，其他大学都已迁到贵州。我不敢懈怠，留级生必须三门全过才能升级。

　　问题是晚上不准点灯学习，肚子又饿。因为战争，不少同学和家庭失去联系。学校免去大家学费，生活费由教育部发放贷金对付。饭是够吃的，只是菜少得可怜，有时是盐水煮豆芽，有时是盐水煮南瓜，有时多一盘油炸黄豆。饭量大的同学，吃到最后只能吃白饭。大家客客气气，喜欢和女同学坐一桌，有两条不成文的规矩：一是蜻蜓点水，一是逢六进一。蜻蜓点水，夹菜时不能一筷子夹两块，要像蜻蜓点水一样，看到什么夹什么，不能翻找挑选。逢六进一，是吃六口饭吃一口菜。和女同学一桌，有可能剩下残汤，等女同学离开，残汤立即风卷残云打扫干净。运气不好八个男同学一桌，面对两盘小菜，像一群饿狼面对一只小松鼠，既考验集体又考验个人。某君吃炸黄豆时不顾规矩，竟然逢一进一，吃一口饭吃一颗黄豆，坐他对面的同学是可忍，孰不可忍，把盘子呼的一下推到他面前：吃，你吃，你一个人吃。两人为此大吵一架，约定时间地点决斗。教国文的教授说，决斗很好很有风度，传出去说浙大同学为一盘黄豆决斗，你们不害羞我害羞。两人这才作罢。有个瘦得像棍子的同学说自己除了大荤和小荤不吃，其余都吃，看到肉摊上的生肉都想咬一口。他说的大荤是人，小荤是苍蝇。

　　为了节省空间，宿舍里上下铺挤得只能侧身进出。其实也只住了四个人，因为房间小。对于喜欢吸人血的小动物，四个人对它们已是一座大型储物库。这些小动物被我们以飞机大炮坦克称呼，飞机是蚊子，坦克是臭虫，大炮是跳蚤。飞机相对好办，弄点锯木面或苦蒿来点燃，能把它们熏得像中弹的飞机一样栽下来。有钱的同学还可挂蚊帐。臭虫看上去傻里傻气，行走犹犹豫豫，拍打它也不跑（最好不要打，打死后臭味像臭弹爆炸），它们无孔不入，被子里衣服里鞋子里。被它咬上一口瘙痒难忍，皮肤红肿，会出现丘疹。它们有个可怕的别名叫床虱。最简单的办法是把被子和床板搬到房子外面暴晒，臭虫一到太阳底下就屁颠屁颠逃跑。场面极其壮观，像开足马力的集群坦克。但此法有风险，运气不好一场大雨降临，被子浇湿后几天晒不干。贵州雨水本就丰沛，并且出其不意，刚刚还晴空万里，突然和谁赌气似的大雨倾盆。用太阳晒只能管几天，大家一起晒还好，有懒人不想动，或者观天象（多是为懒找借口）说有雨不能晒，臭虫很快卷土重来。训导长叫大家烧开水烫，此法效果好，就是开水用量大，还得自己买柴。叫跳蚤大炮并不准确，它们可不像大炮那么笨重，敏捷度远远超过蚊子和臭虫，当你感觉哪里痒，低头去寻找嫌犯已不知去向，有可能是蚊子，也有可能是跳蚤。盖着被子被咬，十有八九是跳蚤。逢一进一吃炒黄豆的仁兄是捉跳蚤高手，看见跳蚤不直接打，双手往空中一拍，刚好把起跳的跳蚤拍死在掌心，为了确保弄死跳蚤，每次都要用力一搓再松开双掌。我试过这招，一次也没拍到过。炒豆君说我动作太慢，双掌拍拢时跳蚤已从中穿过。有一次感觉就在手心，松开一看，跳蚤蹦走，速度之快，迅雷不及掩耳。他吃炒豆逢一进一让人恼火，但乐于替大家拍跳蚤并每次能拍死十几只确实让人钦佩，有同学调侃，“你们看，他像在鼓掌，对跳蚤却是死亡。”

　　衣物也不敢恭维，夏天还好，衬衫单裤，冬天一来，裹着一件老棉袄，两三个月不换，脏任它脏，破任它破。一双袜子补了又补，或者把破洞反折，让袜筒变短，短到不能再短时把多余部分剪掉当成鞋垫用。苏教授总穿一双织花袜子，很少见，大家猜是他日本夫人的爱心之作。有人问他，苏教授，你这袜子真漂亮，还老穿不坏。他一言不发脱掉鞋子，原来只有袜筒，脚跟前面光溜溜不见一根纱。他平静地解释：光着脚踝在学生面前不好看，用袜筒装装样子。

　　我等肃然起敬。

　　教材是石板印刷，油墨太次，教授和学生都不喜欢，翻不了几页双手像挖煤匠。苏教授夫人用一叠干净白布把我们的数学教材一页一页压实，把吸墨干，再翻好多了，字迹不那么容易模糊。教国文的女教授对此不屑，说她是做样子给我们看。这位女教授刚从东南大学毕业，上课时不点名地嘲讽，说苏教授娶日本人相当于半个汉奸。有一次教授夫人刚好从教室外面走过，不知她是否听见。

　　教室在迎祥寺大雄宝殿，黑板后面是释迦牟尼，还有文殊菩萨和普贤菩萨。我不敢看他们，怕他们知道我有那么多不好的想法，比如杀生（把蚊子和臭虫往死里整），贪吃，总想吃好的，梦遗，还喝酒。释迦牟尼的微笑越自若，越觉得他能把你看穿。文殊菩萨眼帘低垂，谁也不看，普贤含情脉脉，似看非看。有时看他们一眼，会让分散的心收拢好好听讲。这或许是在寺庙上课最大的好处。

　　菩萨管得住教室里的人，管不住教室外面的人。那天正在上课，对面街上两个妇人吵架，虽是本地口音，有些脏话还是能听懂，她们真是敢说，修辞手法真是丰富，尤其是对方父母和男女器官，单从修辞而言，真是妙趣横生。大雄宝殿只有大门，和大门同一面墙壁上有窗，其余三面无门无窗（菩萨不能背对门窗），为了请光线进来，冬天也得把大门打开。她们的声音完全掩盖了老师讲课的声音。班主席叫她们不要吵，不要影响我们上课。她们正吵得起劲，正努力抖落对方不光彩真假难辨的秘密，诅咒对方遭殃倒大霉，哪管你上不上课。

　　班主席走到大门口，恐吓道：叫你们两个不要吵，再吵我叫警察把你们抓起来。警察二字把她们吓住了，但只吓住半分钟，她们没有商量就调转枪口一致对外。按当地人的说法，她们是“坐地斑鸠”，是本地老居民，哪会怕你这些外地人，何况还是无职无权的学生。她们不光骂，还跳跃式扑向大雄宝殿，往前跳一步退半步，这才是真正的舞之蹈之。对班主席破口大骂，附带也骂浙大师生。班主席吓得赶忙躲到释迦牟尼身后。

　　给我们上英文课的张教授，拍了拍身上的粉笔灰，走到大雄宝殿外面，对两个泼妇说：NO、NO。面无惧色，NO、NO走到她们面前，两个泼妇被他不卑不亢的气势震住了，不约而同地后退，教授继续NO，其中一个妇人迷惑不解地往自己身上看，没发现自己哪里漏，张教授的凛然正气让她心虚，让她漏气，她拔腿就跑，另一个发现自己孤身一人，比她跑得更快。全班哈哈大笑。

　　我喝酒是因为饿，小镇什么东西都贵，糕点什么的更贵，只有酒便宜。这是茅台镇恒兴烧房生产的白酒，陶瓷瓶一斤装，价钱相当于十个鸡蛋。鸡蛋平时没人卖，要逢集才有人拿来卖，如果不是周日，等我们下课再去，集都散了，鸡屎味都闻不到。鸡蛋卖给有钱人，白酒也是。本地人喝家酿的米酒，相当于十个鸡蛋的白酒没有买，宁愿自己酿。四个同学凑钱买了一瓶，当我们越买越多时，卖酒的老板娘语音里有百灵鸟的清脆、婉转和嘹亮，这酒她三年没卖掉一瓶。

　　晚上睡得早，又不能点灯看书，这下好，酒瓶递来递去，在床铺之间循环。我们发现喝酒有三大好处，一是不用像吃菜时忍住嘴逢六进一，或者不管别人逢一进一，你多喝两口没人不高兴，少喝也没人劝你，我们获得了吃的自由，虽然是短暂的。二是微醺时喜欢说话。大家抢着说各自觉得什么好吃。我觉得这样不好，不但越说越饿，还互相抢话。我提议不管说什么都用英文说，锻炼我们的口语。三是说着说着瞌睡就来，睡着后其他人像青蛙一样呱叽个不停也不会吵醒你，反倒是你的催眠曲。这酒开始觉得就是酒，连喝几瓶后，觉得特别香，像香水做的，香味又比香水绵长。不过最大的收获居然是学习成绩。我们的英文有显著提升。尝到甜头后，我提议喝酒时讨论其他科目。讨论微积分不但可以练习白天所学，还可做口头习题。有几次因为预习了还没上过的内容，上新课一下把其他人甩到身后，连教授都觉得惊讶。当然也有坏处，一旦贪杯大醉，第二天不但学不进去，还情绪低落，对什么都没兴趣。

　　聊得最晚的一次是校长从遵义来看望住在青岩的师生。我虽是留级生，也和其他同学一样，没听过他讲话。他站在阶沿上训话时，我们至少有一半人听不懂。他不但绍兴口音重，还语速极快，声音又尖。在一头雾水中重复得最多的话是：贼骨头哇，贼骨头哇，我们浙大，说是就是。问了浙江籍的同学，才知道他说的是：这个的话，这个的话，我们浙大，实事求是。

　　“实事求是”是校训，也是校长的口头禅。

　　校长谈到当前的形势，老师和学校各自应该承担的责任。“夫至变而莫测者，事也。至赜而无竟者，学也。守先哲之所以明，而益穷其所未至，以应方来之变。”写在黑板上，比他讲出来好懂多了。

　　和校长一同前来的梅光迪教授把我们的热血点燃了，谈论国家民族的未来，谈论个人的未来，让我们夜不成寐。因为校长一行到来，晚餐按人头每个人分了一个荷包蛋。听了校长和梅先生的话，本不应该对一只荷包蛋如此用心，实际上它像一面镜子，照见了食物对人多么重要，也照见不同个性。有为了过瘾一口吃掉，有沿着蛋白修边，修到蛋黄停下，吃点其它东西后再小口咬蛋黄。还有人把它留到最后再吃，像最后的晚餐。

　　和平时不同，我没让其他人出钱，一个人掏钱买了瓶白酒请大家喝。不知道是不是我们太兴奋声音太大还是酒太香，居然有人要来和我们一起喝。看不见他的脸，身高只知道大概，听声音是个年轻人，关键是他带了一包切碎的猪头肉和卤豆腐干。因为多了一个人，又有下酒菜，我们没躺在床上。睡下铺的同学把他的藤条箱拿出来，架在两张床之间放猪头肉和豆腐干。伸手不见五指，知道自己的嘴在哪里不奇怪，奇怪的是一伸手就能抓到下酒菜，指头像长了眼睛，捉跳蚤不行，捉猪头肉一捉一个准。客人谈到前线，谈到贵阳大轰炸，我在宜山体验过，当时戏剧性极强，学生宿舍全部炸毁，一位神经受到刺激的同学，因为关在房子里没跑警报，巨大的爆炸和震动反而让他神志清醒。三位舍友无此经历毫无兴趣，加上喝得有点快，各说各话，满嘴英文（不无在客人面前显摆之意，我亦如此），微醺时感觉床也在说话，房间在说话。人呢，身体发软，思绪乱飞，有奇思妙想也有无序妄想。客人话也多，他不懂英文，却总想进入我们谈话的话题，因此格格不入，没人关心他说什么。我不知道他什么时候离去，只知道他问了莫名其妙的问题。问学校有哪些器材，和外界联系用电报还是书信，苏步青教授的夫人到没到过器材室。印象最深的是他身上有股香味，很好闻。后来才知道这是上海白丽肥皂。

　　炒豆君醉得厉害，发誓再也不喝了，劝我们也别喝，不能年纪轻轻变成酒鬼，酗酒不但伤身体，名声也不好。我立即赞成，不是怕染上酒瘾或者声名狼藉，而是没有钱买酒，我已经把一周的伙食费搭进去了，寅吃卯粮的后遗症明摆着，我得节衣缩食半个月。这天晚上本应聊国文，因为我们换了个国文教授。还没入题，睡我上铺的刘君说昨天拿猪头肉来吃的人喝得很少，他比我们清醒，似乎在搞秘密调查。炒豆君说，他问到苏步青教授和他夫人松本米子。问这些干什么？炒豆君想了半天说好像也没什么，他不过是随便问问。刘君说，他问浙大多少学生，多少教授，对教授的情况问得比较细，教授水平如何，有没有成家，学生喜欢谁，不喜欢谁，他们除了上课还喜欢去哪些地方。他问得这么细，新来的学监？间谍？操的是贵阳本地口音，像所有自来熟一样没有那么多顾虑和礼节，热情掩盖了知识浅薄的缺点（他连苏锥面都没听说过）。他平时显然比我们吃得好，当我们感叹好久没吃肉，猪头好吃时，他说你们吃你们吃，多吃点，学习很辛苦，需要营养。他的长相我们都没看见，不禁让人担忧甚至害怕，后悔贪吃贪喝口无遮拦，我们太傻太大意太没城府。

 　　四、我是一座山

 　　我是一座没有名字的人山，人们以建在山顶建筑来指陈我。当他们说黑神庙这个名字时，有可能指的是黑神庙，也有可能指的是我。对此我一点也不在乎，万事万物本来就没有名字，人为了区别它们、利用它们，于是给它们取名。造物主只负责创造，不负责取名。对那些没有建筑，也没被开垦，连悬崖也没有的山，想要一个名字比叫它长高一寸还要难。

　　有名字的山犹如人中龙凤，在世上占比极低，那些被封圣的山，更是少数中的少数。某种意义上它们已经不再是山，而是以山的形象示人的神。

　　有人以为，山和山之间比的是谁更高、更大。世界上任何一座山都没有这种想法，过去没有，将来也不会有。我是一座山，并不代表我想成为一座山，我的弟兄们也没有想成为什么的想法。一棵树是因为它想成为一棵树吗？不是，它本来就是一棵树。这是造物主的赋予，我心安理得，我就是我。我若高大，山下不可能有这个小镇。我若矮小，就不能被称作山。换句话说，我在这里已经坐落了三亿两千万年，等了一万年等来昆虫和飞鸟，等了两千九百万年等来走兽，等了三亿一千九百九十九万零九千九百七十年，才等来这个小镇。他们不来，我没沮丧过，他们来了，我也没有手舞足蹈。一切都是等来的，不是盼来的。本来不必说，我又没嘴，想说也无法说。说这些是想强调，等来一条河、一条路并不重要，等来一个小镇大不相同。小镇是人，有人才有小镇。

　　我的西边是青岩西门，东边是青岩北门。城门为小镇所设，不是为我所设，加上地形所限，不可能以南北东西为轴搞建设。平原上的事情拿到大山丛中，必须入乡随俗，与此同时，大山丛中小镇友善的外表之下，也免不了小小的自卑，以及小小的刚愎自用。

　　青岩的七月开始发烫，下旬又比上旬要烫一些。我对冷热一向不在乎，温差上百度才有感觉，一冷一热岩石有可能开裂。在人类看来惊心动魄的开裂，对一座山来说算不了什么，通过这种方式将一座山夷为平地，怎么也得几千万年。这种事从来没发生过，只有地震或火山喷发才有可能将一座山彻底摧毁。平平常常的日子，温差怎么可能上百度。在树木和野草掩映下，我一个怪念头也没有，以入定状态等待着，等待让我感兴趣的事情发生。

　　山与人最大的不同，是人与人之间相互影响，相互伤害也相互成就。山与山互不影响，更无所谓成就，却也并不孤独。人之所以感到孤独并不是因为他们有脑子，而是可以到处走动，走动越多越孤独，走动让人身不由己，让脑子和身体时分时合。山不孤独不是因为不用思考，而是就这么坐着很舒服，舒服得忘记什么叫舒服，自然也不知道什么叫孤独。

　　即便如此，我还是有所期待，有所珍重。从我是一座山那天起就开始等待，当然，我从来不急，等待的内容是什么也不太清楚，我毕竟没有脑子。等待用不着脑子，就像天空等待一片白云，雨滴等待一条河流，蝴蝶等待一阵风。

　　当我感兴趣的事情发生时，我知道这是等来的，不是盼来的。

　　我见过农夫，见过椎夫，见过匠人，见过出家人。他们还在山脚，我就感觉到这些人与我从前见过的人大不相同。走走停停，身段不软不硬，并不年轻，步履却也不沉重。只有不辞劳苦却又很少干重活的人才能做到。

　　青岩虽是要道，像他们这样的人却很少到来，来黑神庙，更是从来没有。

　　来吧，石板路发烫，来黑神庙乘凉，是极好的选择。

　　他们说话时声音不高不低，音调柔和，表情淡漠中透着自信。两位穿短袖衬衫，一位中式亚麻短袖对襟夏服，一位中山装，两位青布长衫。

　　“光迪，这次国文考试，第二道题是文言文翻译：苞即时进战，贼悉摧破，其母妻皆为所害，苞殡殓母毕，自上归葬。灵帝遣策吊慰，封鄃侯。我对‘自上归葬’有些疑惑，既已殡殓，何来自上归葬。”

　　“殡殓是给死者穿好衣服，做好下葬准备，但还没安葬。赵苞必须上奏朝廷后，才能将母亲和妻子灵柩送回老家安葬。过程很复杂，记录太简略。题目出自《后汉书·独行列传》。”

　　“赵苞是什么人？”

　　“赵苞是河北故城人，到任辽西郡，做太守，立即派人去老家接母亲和妻子，途经柳城，被鲜卑人劫掠，赵苞的母亲和妻子被抓去做人质，进攻辽西郡时用车子拉着他们，故意让赵苞看见，逼他投降。赵苞悲痛号哭，对母亲说，你这个儿子的罪恶实在不可名状，本来打算用微薄的俸禄供养你，让你安享晚年，没料到反而招来大祸。母亲，我既是你儿子，又是朝廷臣子，大义不能顾私恩，只有拼死一战，否则没法弥补我的罪孽。赵母在阵前大声对赵苞说，儿子，我们各自生死有命，哪能为了顾及我而亏损忠义。王陵的母亲在汉使面前自刎，就是为了让王陵归汉的决心不要动摇，你做好你自己，不要管我。赵苞率部出击，大败鲜卑人，他母亲和妻子已经被鲜卑人杀害。赵苞上奏朝廷，请允许他护送母亲和妻子的灵柩回故乡安葬。安葬好后，他对家乡人说，吃朝廷俸禄却又逃避灾难，这不是忠臣；母亲被杀而保全忠义，这不是孝子。我哪里还有脸面活在世上。说完口吐鲜血死去。”

　　“嗯，抗战正酣，出这道题看来是有深意的，出得好。第三道题，将现代文译成文言文，敌人已入挂形和死地。何谓挂形？”

　　“可以往，难以返，曰挂。山高坡陡。上得去，下不来。季梁兄，你和德梦铁女士是已到山顶，还是正处挂形？”

　　“哈哈，Ольга С.Демант（德梦铁）很喜欢中国古典诗词，她还想将《红楼梦》译成俄文。”

　　“这个计划好，季梁兄要大力支持。”

　　青岩一带，“挂形”可不少。敌无备，出而胜之；敌若有备、出而不胜，难以返。他们说的德梦铁啊，原先给一位皮货商当翻译，精通英语、德语、法语、西班牙语、拉丁语、俄语、希伯来语，犹太人。1939年，希特勒发誓要把欧洲的犹太人全部消灭，她不敢回去，来浙大外语系任教，教授理工科学生德语。浙大理工科在湄潭县安顿下来后教法语、德语和英语，住王琎（字季梁）教授隔壁。王琎教授不但专业精深，还精通英语，国学素养亦非常深厚。两人情投意合的情愫已经被大家看出来。

　　拾级而上，由于树木茂密，风被挡在外面，走到半山，众人已汗流浃背。只有山顶才凉快。山顶乱石林立，土质薄，树木矮小，修黑神庙时又砍掉不少。几位已是中年，明显体力不支，戴圆眼镜走在最前面这位很瘦却步履矫健，解释“挂形”的教授赞叹：

　　“藕舫浑身是劲啊。”

　　王琎教授提着胸前汗湿的衣服以便散热，佩服地笑着说：“校长喜欢锻炼。”

　　竺可桢字藕舫。他没笑：“不是喜欢，是必须，从十八岁起风雨无阻，做事业，必须有强健体魄。”

　　走到一半后坡更陡。我是一座不起眼的小山，对不常爬山的人仍然是考验。正是因为陡峭少土，才没人在山上建房子。为此有人感谢，有人咒骂。好在感谢和咒骂都是一种玩笑，就像有谁从青岩娶走一个漂亮姑娘，羡慕和嫉妒会有一点，但不至于怀恨在心。

　　为了迎接贵客，青岩镇公所昨天派人对黑神庙进行了打扫，今天一早又派人去赵司买茶叶。赵司不远，康熙三十三年出了一位进士，名叫周渔璜。周渔璜参与过《康熙字典》编纂，任翰林侍读学士时，赠送康熙一斤二两赵司茶，康熙饮后怒赞：“品尝周公赵司茶，皇宫内外十里香。”（真是会夸）。从此着贵州宣慰使司“岁解本色茶芽一十一斤二两四钱二分五厘。”不搞整数，是因为按户摊派。

　　贵客爬到山顶，茶已泡好。贵筑县县长率燕楼区长和青岩镇长到山顶翻平处迎接，和他们一起的还有三位浙大教授，在这里住宿的其他教授还在上课。县长是一位军人，拍一个立正敬礼：

　　“竺校长，是坐院子里还是坐里面。”

　　“就坐院子吧，院子里凉爽。”

　　黑神庙既不供佛也不供真人，供孟获，这个传说中被诸葛亮七擒七纵的彝族首领（其他地方供南霁云或刘本）在贵州享有崇高地位。这也侧面证明我所在位置很重要，是战略要地。不过，由于无人在这里念经、长住，由镇公所雇人维护打扫，工钱不多，这个人如果对神不敬，有可能敷衍了事，黑神庙有可能因此倾圮。黑神庙一旦坍塌、湮没、散去，我又将变成一座没有名字的山。

　　当然，他们是有名字的，赫赫有名：竺可桢、梅光迪、苏步青、王琎、彭百川、钱宝琛、谭其骧、许侠武。认识一棵树即可认识一片森林，这片森林离青岩历来有点远，现在近了，以后还会再近。

　　五、我是侯庚辰

　　从北门到南门大约一华里，往返走了两次，以校场坝为中心有四条正街，四条正街与二十六条小巷相连。回屋后画草图。小屋只有小方桌那么大一扇格子窗，还蒙了皮纸，白天不点灯连凳子在哪里都看不见。菜油灯，一个瓦樽，一个瓦碟，一根灯芯。物资紧缺，一切必须节俭，我只点一根灯芯。阳光对灯光的吞噬像大海吞掉一滴水，在屋子点十盏灯也不会被发现，除非走到窗边。每天一大早，屋子外面就会有一个小脚老太太拿着小扫帚扫地，看了一阵才知道她不是为了扫地，是为了扫地上的皂角花。第一天晚上坐在树下以为有皂角，其实只有树叶。皂角树正在开花，结皂角还要几个月。地上有花瓣、花粉、花萼，黄中带白。老太太把它们扫到一起后捧走花瓣，不要花粉和花萼。花粉和花萼被她铲到树脚，沤烂后给皂角树当肥料。皂角花可用来洗手洗头洗衣服，用时煎水，篦掉花瓣，褐黄色的水可做清洁剂。花粉花萼也可煎水，只是篦起来麻烦。我不用皂角水，我用肥皂。以前贵阳买不到这么好的肥皂，随着逃难到贵阳的人越来越多，特别是来自江浙和两广的难民和机构，在上海广州能买到的东西贵阳也能买到。

　　自去年底以来住进青岩的有两拨人。一拨是浙江大学一年级学生加上十几位教职员工，学生三百一十三人，男生二百八十人住慈云寺，女生三十三人租民房。上课在迎祥寺，图书室办公室在龙泉寺，实验室和单身教职工宿舍设在黑神庙，带家属的教职工住圆通寺。迎祥寺与慈云寺相距不到百米，足见校方对学生的关爱，让他们少走路，多读书。迎祥寺到圆通寺两华里，老师们每天要走四趟，每次最快也要十分钟。而黑神庙在北门与西门之间山顶上，一步一歇爬上去也会冒汗。

　　另一拨是贵阳第一次轰炸后，有一帮身份不明的人从贵阳搬到青岩，分散在本地居民家中，二十余人。从穿着和行为上看，他们不像生意人，也不像达官贵人，什么也不做，却又衣食无忧。

　　据二号捉鬼人报告，不应再把苏教授的日本夫人作为重点怀疑对象，她没去过器材室，器材主要是用于化学、物理实验，没有发报机，那位走街串巷的老者反倒更可疑，他才是重点。我觉得不对，她不一定用发报机，传递情报方法不止一种。她到青岩两个月后，日本飞机轰炸了照测总队。我叫他继续调查，不完全因为她是日本人，而是她和一般女人不同，上过大学，作为教授夫人和母亲，这恰恰是最好的掩护。你越觉得她不像，越有可能就是她。

　　五号捉鬼人工作做得很细，已把青岩每户人家情况摸查清楚，包括他们有哪些亲戚，没发现他们有什么可疑。我叫他协助二号捉鬼人，白天晚上盯住教授夫人，同时查查她给谁写过信，与哪些人交往频繁。我已报告司长，请他从外围调查，和她有关的人中，有哪些人在军中任职。

　　小镇上的商铺饭铺作坊皆小本经营，古镇居民又以布依和苗族为主，喜欢娱乐，斗鸡斗鸟、游方唱山歌，心智活动非其所好，和全由汉人组成的乡镇（特别是边远乡镇）大不相同，汉人的苦恼特别多，他们总是神情忧郁，仿佛这是持家的秘密，非这样不可。多少有点家财，又认识几个字的汉人是最忧郁的人。他们似乎从来没轻松过，没高兴过，听别人唱山歌都会皱眉头。

　　本地人确实不大可能给日本人提供情报。比如我的房东，全家就她一个人。她生了十一个孩子，养大五个，三个女儿两个儿子。两个女儿嫁到贵阳，一个嫁到定番，两个儿子在镇上。老伴去世后也不愿去和儿子住，“不自由。”她的铺子里只有四样东西，灯草、菜油、皂角、皂角水。她的皂角水有皂角花水，也有皂角水，加无患子一起煎。大多数人像她一样简朴又自在地活着，做间谍的可能性极小。

　　自春节开始，为了治安，行摊不进城，在北门斜坡上摆摊。多是附近村寨农民，卖鸡卖鹅卖蛋。跑江湖卖打药算命的有十来个。最显眼的是两个说书人，山东口音，他们唱时下最流行的《松花江上》《大刀进行曲》《毕业歌》暖场，然后一个对着人群说岳飞，一个人当助手负责收钱。他讲得很不错，有讲有唱，把岳飞抗金和当前抗日结合起来。他唱时，助手拉胡琴。听众越来越多。讲到精彩处停下收钱。助手走了一圈，把装满角票的纸盒拿到树下清点，点完后说只有两块钱，还差三块，要收够五块才能接着讲。说书人等待着，抱拳打拱，在家靠父母，出门靠朋友，今天，你们既是我衣食父母，也是我朋友。有人喊：拿去。助手接过一看只有两角，大声嚷道，“还差两块八！”又一个人站出来，“拿钱去。”一张两元的钞票。“还差八角。”助手嘟囔。我出了一块钱。助手高兴地宣布：“够了，多了两角，下回少要两角。”如此耿直，果真山东人。

　　北门下面有个测字摊。摊主四十来岁，有人测字递上两角钱，拿过一张测字纸，把心头出现的第一个字写出来交给他。他便开始测算。没人时看《易经》，一部快成油渣的线装书。有人围过来又不出钱，他便讲故事。讲状元赵以炯四岁能诗，五岁发蒙，光绪五年与三弟赵以炳、侄子赵湘洲同年中举。光绪十二年和四弟赵以煃同中进士，赵以炯夺魁，是云贵两省第一个文科状元，中状元后授职翰林院编撰，两年后任四川乡试副主考，三年后出任广西学政。为了显示知识渊博，非普通测字先生，他还顺口吟诵赵以炯的诗：一上上到赵家楼，目击江翰气横秋。眼前若无三山堵，看破江南十二州。

　　“诸位，这是赵以炯第一次应试失败后写的诗，不气馁，振奋放眼量，从头再来，日日挑灯夜读，终于朝为田舍郞，暮登天子堂。诸位，雷打真孝子，财发狠心人，麻绳单找细处断，厄运只找苦命人。一半是命一半是运，早知道才可把命运掌握在自己手中。天下事，在下虽不敢说知道得归归一一，关系诸位命运的事呢，可写个字让在下测一测，试试看，考考我，看我说得准不准。”

　　他说了半天没有一个人掏钱，我都替他感到尴尬。出于同情，我掏了两角钱。拿过纸和笔，不假思索写了“菓”字。拿纸片的瞬间抬头看了一眼，看见对面箩筐上插了块纸板，有“时鲜水菓”四个字。也就是说，它不是从我脑子里冒出来，是像牛顿的苹果一样偶然砸到我头上。

　　“先生问什么？”

　　问什么？我没什么可问的呀。他看着我，其他人也看我，我在慌乱中答非所问也不想对自己负责似的说了两个字：前程。

　　“前程好，前程好，前程是财气福星都问嘛。”他将纸片卷起来，只给我们看“艹”字头，“先生是出门人吧，二十几岁出门，正是好时候。你们看，他写的这个字上已经清清楚楚。”顿时，所有人为之折服。“不过呢，”他展开整张字条，“你们看，东不像东、北不成北，所以呀，你的前程在西南。哪里是西南，贵州就是西南。”我觉得有点牵强，他再次卷起纸片显出“田”部，“这个嘛，本是指天无二日，地无二王。可是天下有二日，地有二王，二日不出，二王不并立，天下还得乱，先生还没出运，还有厄运纠缠。”我以为他指的是抗战一时半会不能结束。倒过来再卷，亮出“木”部，“独木不成林，先生官位还没显示出来。”我的脸一下红了，到目前为止，我确实是个小职员。他用一个指头遮住捺，放开后再遮横，以惋惜的口气说，“财是有一点的，不像有大财，有些小财。”我觉得他把我看穿了，脸上不服，心里不得不服。他为了安慰我似的哈哈一笑，“小财更重要，小财是长流水，大财伤身，谢谢先生帮我开张，祝你天天进财，月月进财，年年进财。”

　　这话太虚伪，听着却很舒服。

　　我确实为他开了个好头，一时有五六个人摸出钱，抽过一张测字纸，写出脑子里出现的第一个字。其实都是想了想，并非真正的第一个字。念过书的才能写字，不识字的人大多绕道而行，不识字又天性洒脱的人请人代写，嘴里说出的字出人意料，有个拎了两条鱼的请人写了个“卖”字。

　　“问什么？”

　　“天气。”

　　“卖字谐音是迈，只要迈出家门天就放晴。卖字为续无丝，不能继续，是说晴不了多久。”

　　别人问他为什么测这个字，他说他今天来卖鱼，一下就想到这个字。靠打鱼为生，所以关心天气。

　　又来一个急性子，说他没上过学，但不求人帮他写，他自己写，写了个“一”字，像一条肥硕扭曲的毛毛虫。他不知道问什么，乱问。测字先生皱了皱眉头：一字是死字的第一笔，是生字的最后一笔，死已开始，生不再有。一字是十字的一半，若有事，应发生在十月。再看字形，一字两头空，家人和住宅有可能不得安宁。急性子听到这里脸色煞白，知情者小声传话，他的独生子去年十月下河洗澡淹死了，他女人伤痛欲绝，终日以泪洗面。

　　我听到这里移步到城门。站在城门楼上看集市看风景，居高临下让人惬意，这或许正是那么多人向往高位的原因。春风吹着我的脸，我愉快地感觉到世界如此美好。青岩堡后面两座山像两只圆滚滚的狮子昂首向南，我想骑上去，然后在它屁股上抽一鞭，去寻找真正的西南。一只老鹰在青岩堡上空盘旋，这种让人恶心（因为吃老鼠）又敬佩（因为飞得高）的鸟从不把人放在眼里。青岩堡、涟江、狮子山都在它监视之下，能在千米高空盯住猎物。就单项而言，任何一种动物都有可能在某个单项上超过人类。我常常想，如果不做人去做一个动物，做什么动物好呢，一一比较后，都有我不能接受的一面。去当猫吧，我不喜欢捉耗子，去当狗吧，想到吃屎就作呕，当匹马呢，被人骑着也难受，变只鸟儿吧，我又不喜欢吃虫。这些猫猫狗狗有没有想过当人？或许根本就不想。不管是人还是动物，他（它）能想到的是成为他（它）自己，不喜欢自己的人和动物毕竟很少。

　　集市上这些人，我没发现可疑之处，他们那么在乎自己的生意，为一个小钱斤斤计较。我不责怪他们。这和在地里拼命干活没有本质区别，并且更需要智慧。他们喜欢钱，用正当的方式谋取，比那些没有能力或别的原因赚不到钱而说不喜欢钱的人更真实。我的父母也是这样生活并养活一大家人的，如果这样做不对，作为儿女也不配活着。

　　城门里，西侧紧贴城墙的是真武宫，原先是乡村师范学校，刚搬走，腾给浙大招收先修班。浙大学生对此很期待，希望可以在先修班兼职赚点生活费，我忍住没告诉他们，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先修班只打算招收二十人，而浙大一年级两百多人，最终获得兼职的人只有两三个，并且是给最需要勤工俭学的学生。我对他们的处境既同情又嫉妒，和他们喝酒时（我一口也没喝），他们不无自得地一会英文一会微积分，生怕我不知道他们正在读大学。年轻人在陌生人面前自负一点可以理解，如果一开始的自负带一点点憨气，后面会越来越可爱，我喜欢他们有学问又有激情的样子，喜欢他们说到国家民族时激昂的态度，他们天赋异禀，意志坚定。也喜欢他们与我坦诚相见，不喜欢胡扯，不知道什么是谎言。我告诉他们我是中心小学教员，他们信以为真。确实有这个小学，是青岩中心小学，在赵公专祠，专祠里除了中心小学还有卫生事务所。

　　只要些许努力，我也可以上大学，大夏大学迁到贵阳时动过心。司长说我已经是高级职员，有可能提拔我当科长，在上大学和当科长之间，我选择了后者。人生就是选择，还是选择本身就是命运，答案是看你想要的是什么。想要不一定能得到，不想要的有可能到来，这才是命运。这个问题长期纠缠着我，现在终于找到了答案，顿时无比轻松。明白这一点，我相信对于我的工作也有帮助。无论多么聪明的一个人，只要他在正常状态下采取错误举动，说明不是出于选择，而是受到了干扰，有可能是情绪，也有可能是不可告人的秘密。不平的河床才会激起浪花，被挡住的风才会发出声音。

　　太阳偏西，集市上的人越来越少，慈悲的小路带他们回家，小路弯弯曲曲，油菜花让他们时隐时现。看到这一幕，我在心里感叹，这样的人间，有谁不爱呢。附近村寨多是苗人和布依，他们天性快乐，边走边唱，饭养身歌养心，这是多么安逸的生活，哪里是油印材料里说的“蛮风遗存”。

　　五号捉鬼人报告，昨天晚上有人看见教授夫人去过迎祥寺，去了很久才和教授一起回家。我抑制不住兴奋，叫他注意隐藏，不要让她发现，拿到证据后立即逮捕。

　　油印材料已读完，日本人不但知道我们铁有多少，铜有多少，锑矿有多少，水银有多少，石膏有多少。还知道贵州所有县市，有多少人，有几条街，汉人多少苗人，多少其他民族，男人多少，女人多少，寺庙多少学堂多少，水牛黄牛骡马多少，鸡鸭鹅多少。他们是怎么知道的，一家一户去数吗？连方言都有研究，相因是便宜，嘻尔白痴是嘻嘻哈哈不认真，撞鬼是运气不好，黢妈黑和黑黢妈孔都是一点亮光都没有的意思，毛辣角是西红柿，丁丁猫是蜻蜓，猫菜是警察。

　　读油印材料很累，因为总是被他们如此详细的调查气恼，不如读《拂晓报》轻松。这是没收来的报纸，我拿油印材料时悄悄拿了几张。

　　六、我是苏步青

　　当我告诉我的学生“只有看懂锥面和曲线在微分几何中的美妙，你才知道数学有多迷人。”他们不解地看着我，仿佛在说，“教授，你是在说梦话吧。”进入数学王国需要天分和勤奋，但最重要的是要像鱼一样游进去，看清水下世界的全部，而不是误打误撞。那些了不起的大师，达布、高斯、欧拉、庞加莱，无一不是通过对微分几何的理解获得最大的快乐和自由。高斯平时肝火旺，动不动就发火，家里人看见他就像老鼠见到猫，可他一旦进入曲面和投影研究，一千只蚊子叮在身上也不会让他发怒。有个玩笑说，他从来不用拉格朗日乘数法（这是一种数学优化算法，引入拉格朗日乘数，将有约束的最优化问题转化为无约束问题，从而简化求解过程），因为对他来说，数学中根本不存在约束条件。数学不但是科学的皇冠，还是最自由的国度，在这个国度获得的自由，在人世间永远不可能获得。

　　我这样说并不是要他们只对数学感兴趣，不去重视其他学科，而是为了告诉他们，我对数学的兴趣来自哪里。

　　说到做梦，最近还真是做了一个奇怪的梦。母亲担忧地叫着我的小名，叫我好好把那本书读透，以便将来谋生。我着急地问她什么书，她也说不大清楚。父亲笑着说，这是一本讲风水和命相的书。醒来后想着这事，感觉如释重负。这不是我要看的书，是父亲的书。那是光绪在位晚期，我父亲因为长年操劳，干活时不再像以前那样有力气，躺下浑身疼，尤其是春天绵绵细雨，他感觉每根骨头都在发霉、发痛。他和我母亲生了十三个孩子，八个女孩和一个男孩在襁褓中夭折，只有四个还活着。四个也让他发愁。老家平阳是丘陵地区，溪流林木茂盛，风景秀丽。但风景不能当饭吃，父亲十岁开始干农活，泥里水里苦了几十年，不但发家无望，连养活一家人都难。现在力气被榨干，再也无力从事繁重农活。绝望中，听从母亲劝告，学习看风水和算命。论学习刻苦，父亲真是异于常人。他从没上过学，却颇能识得几个字，毛笔字写得不错。他有空就在私塾外面旁听偷学，别人念一句，他念一句，回到家就着一根灯芯写字读书，白天再向人求教。从少年到中年从不间断，挨了无数次白眼，竟把《三字经》《百家姓》《古文观止》烂熟于心。这让他改行看风水有了基础。我忘了我当时几岁，父亲读风水书时，我听得出神，不是风水书有多好，其实我一句都听不懂，是因为小孩对什么都好奇，听见鸟叫鸡叫都要学几声。为了早点给人看风水挣钱，父亲读得很辛苦，我都能背了他还不能背。看着远山，我可以自豪地告诉母亲，我的前程没有问题，生活的困难不过是因为战争。母亲的担忧，大概是因为她感觉离我太远。她去世已好几年，平时很少梦见她，她现在离我岂止千里万里，那是无法测量的世界。或许，数学能够解决这个问题，因为数学可以描述整个宇宙。

　　描述，这是现代数学的精神之一。我的学生之所以没感受到这一点，是因为他们还没有找到数学真正的乐趣。这些乐趣不是完成作业，不是为了考高分，更不是为了就业。这是没接触过现代数学的人的弱项，不解决好这一点，要想在这个领域有所建树是不可能的。当年，我以优秀成绩考进东北帝国大学，以为只要好好学习，总有一天可以攀上数学领域高峰。刚进数学系的人，都需要解决一个问题：数学是什么，什么是数学。这不是一个统一的答案，得像修行人一样各自去领悟。开学第三天，老师用一个下午让我们做题，他留下题目就离开，什么也没说。看题目并不难，不懂为什么没人敢坐第一排，我心想这有什么呀，你们不坐我一个人坐。用两个小时把题目全部做完。老师来了，他首先看我做的题，一边看一边摇头，最后说，“这是什么玩意，这不是数学。”

　　我痛苦地发现，我在工科大学学的数学不合格，不符合现代数学精神。要搞清楚数学的现代精神，不可能像禅宗修行者那样顿悟，至少我没做到顿悟。我是通过广泛涉猎，通过一天又一天刻苦钻研，才终于知道数学的现代性是什么。当我在仿射微分几何方面做出一点成就，以一般曲面构筑出一个仿射不变的4次（3阶）代数锥面，包含2条主切曲线，3条达布切线，3条塞格雷切线和仿射法线等等，都可以由这个锥面和它的3个根尖点直线以美妙的方式体现出来，形成一个引人入胜的构图。数学界将这个成就命名为“苏氏锥面”，报纸和杂志大量报道，说我为这个领域做出了显著贡献。我没有觉得这有多么了不起，更不会沾沾自喜。因为我知道，如果没有事先对数学现代性的理解，这个成就不可能产生。

　　那是我在东北帝国大学学习的第二年，初雪在帝国大学上空飞舞，我一个人在图书馆。刚考完试，觉得无聊。我对瑞雪、春雨、明月、星空这些自然现象，不像其他人那样有那么多诗意的快乐。来图书馆没有特别意图，像有些人进咖啡馆茶馆，双脚顺从无意识安排，什么也没想，直到走到图书馆门口才发现自己来到图书馆。这种无意识的顺从是惬意的。只有一个管理员，她示意我随意。当我准备走进数学书籍陈列室，看见历史图书室门口立了块牌子，是高斯的德语手稿，我对德语不是很懂，但我能看懂公式和符号，他的书写习惯和涂改让我震惊，仿佛站在这位大师身后，看着他流畅地计算。这是多么奇妙的感受。通过旁边日语说明，这是高斯用数据分析方法，以正态误差分布为基础的最小二乘法，计算谷神星轨道的手稿。突然间，我热泪盈眶。

　　我明白了，数学的现代性不仅是一种计算工具，更是一种思考方法，微分化繁为简，改变了传统数学思维模式，这对人类必将产生空前绝后的影响。微分是完全不同于从前的计算和思维系统，不懂的人觉得非常深奥，懂得的人如鱼得水。越想越激动，感觉特别幸福。这幸福太突然太大，我哭出声来。管理员不解地看着我，我没管她，一个人放声大哭，心里一遍一遍地感谢这位大师，他让我获得前所未有的快乐。巨大的快乐里似乎还有一点忧伤，仿佛从此将与孤独为伴。意识到这一点，觉得孤独也是一种幸福，它将指引我找到崇高的永恒的意义。

　　我曾在教室里把这段经历讲给学生听，讲完后问他们：明白了吗？

　　明白了。他们回答道。但语气和表情无法让人信服，他们不可能明白。

　　我其实不该讲，没必要讲。当时就没告诉任何人（后来告诉米子，已是相识后第二年），现在已经过去二十年，讲述当时场景，依然历历在目，依然热泪盈眶。这是我一个人的故事，是灵魂被颠覆后的豁然开朗，他人无法理解我的心路历程，自然也无法理解我为什么那么激动。

　　我工作一向努力，而且总是高高兴兴。有人以为是因为我成名早，是著名教授，发表的论文多，说我有美满的婚姻，甚至说是因为我娶了一个漂亮女人。我不想解释，越不解释，这些人越把荒谬的推测当真。有意思的是，有人不过是瞎猜，对于我到底为什么总是兴致勃勃并没太大兴趣，信口说说而已，经过集体加工，最后作为“事实”笃信不疑。

　　有人强调天赋。我承认天赋非常重要，任何一个行业，即便手艺人，最成功的人莫不天赋异禀。天赋如同劈柴的火性，理论上所有的柴都可以燃烧，但油性不同，干湿不同，密度不同，就是天赋不同。劈柴天赋不同，燃烧值也不同。我觉得他们没有意识的一点，是把天赋引发出来的功夫，也就是教师的作用。我对数学的兴趣，如果不是杨霁朝和洪彦远两位恩师开启，恐怕我会从事其他职业。在省立十中上学时，教国文的老秀才说我的作文有《左传》笔法，将来可当文学家。上中学二年级时，从日本留学回来的杨老师教我们数学，他带我们测量山高，计算田亩，设计房屋。原本枯燥乏味的公式、定理，从他嘴里讲出来特别活泼，我在欢愉中深深地爱上了数学。洪彦远老师是校长，毕业于日本高等师范学校数学系，杨老师调任物理课后，洪校长亲自给我们上数学。一个人的兴趣或者说天赋被点燃后，只需老师用火钳轻轻一拨就能燃起熊熊大火。教学过程中，我尽量充当拨开天赋的火钳，而不是苦口婆心地劝勉。这不但让我赢得了学生的尊重，也让我腾出时间进行自己的研究。当有人愚蠢地问学数学有什么用处时，我告诉他，流浪汉和无赖才会说这种话。

　　我不常在青岩，第一次来就喜欢上这里。搞数学研究不像物理化学需要实验室，我只需要一张桌子一盏油灯，凳子可有可无。从省立十中到东京高等工业学校，到帝国大学，再到回国后任教浙大，三十年来无一事不幸运。浙大一年级迁到青岩后政府实行宵禁，物理和化学实验只能白天做，白天可以点灯。特别幸运，迎祥寺后面有个山洞，不大不小，晚上在里面点灯，可以安心地搞我的射影微分几何。洞虽小，却不能限制思维。在小小的山洞里就可丈量世界，这是搞数学的人才可享受的乐趣。

　　米子有时会送夜宵来，食物匮乏，她费尽心机才能弄到一点吃的。这个学期结束，全家搬到湄潭去，湄潭县城海拔910米，适合作物生长，我已选好一块地，到时种芋头和土豆。小时候帮父亲车过水，插过秧。我告诉米子不要担心，还有三个月，到时全家人不会挨饿。米子说，先生不要想那么多，这是你夫人的事务，你不要分心。“米子啊，”我在心里想，“温柔的米子，坚强的米子，我们在一起已有一万零七天，在这一万零七天里，我们的爱更牢固更饱满更丰富，我能说什么呢，只能说，松本米子，我爱你。”有一天米子送来半碗红薯糖，她向邻居学习用红薯和麦芽熬制的一种凝胶似的浓稠饴糖，要用筷子挑起来才能送到嘴里去。我正专注于线性算子和线性映射中的数学关系，一手端红薯糖，一手端桐油灯。米子安静地坐在洞口，等我告一段落后一起回家。她坐了一阵进来问我怎么还不吃。我看了看手里的灯和碗，觉得没办法吃呀，两只手已被占用，没法拿筷子搅糖。她说哎呀，你放下油灯就行了呀。确实，我没想到这一点。

　　第二天是周日，我去学校工作半日，叫米子下午来青岩，和她一起走走，看能不能买点带肉的骨头，孩子们半个月没喝肉汤了。青岩卖肉是把猪倒挂起来卖，从脖子往上一块一块开始切，卖到最后肉越好，而骨头和内脏很便宜，买的人也少，下午又比早上便宜，早上比肉便宜一半，到下午有可能便宜一半的一半。屠夫我认识，或者说他认识我。我平时很少上街，米子带着孩子们到青岩的前一天，我第一次上街，就是为了买肉。我买肉时，屠夫以挑衅的表情看着我，说，大教授，给猪称重太麻烦了，乡村一般都没有大杆秤，去乡下买猪，我得自己带秤去，大杆秤光是秤砣就有五斤，还要把猪捆起来才能称，你不晓得有多老火，你既然是教授，能不能研究个简单办法，让我轻轻松松就得出一头猪的重量。这是一个简单的曲面计算，我当时就把公式给他。

　　猪重（市斤）=（胸围×体长÷系数）×2

　　胸围和体长单位是厘米。系数目测肥瘦即可，肥猪系数为142，一般肥为156，不肥为162。系数是关系量化，是程度和比率，所以不可能准确到一斤一两，误差在三斤左右，对一个卖肉的人，已足够准确。

　　胸围和体长用裁缝的皮尺丈量，胸围指的是肩胛骨后方，体长是两只耳朵中间至第一节尾巴骨。

　　国内很少有以厘米为刻度的皮尺，很多裁缝甚至只会用直尺。我让学生用帆布给他做了一根，一百八十厘米，天下应该没这么长的猪。

　　我平时走背街，这天走中街，早上和米子约定在中街见面。屠夫远远看见我，“大教授、大教授。”不知道屠夫的声音是不是都这么大，大得可以震落屋瓦，从他嘴里飞出一枚炮弹，都不会让人觉得奇怪。我答应不是，不答应也不是，非常尴尬。他迈着大脚板啪嗒啪嗒向我跑来。

　　“大教授，吃皮了吃皮了，你让我吃皮了。”

　　他这么兴奋，吃皮应该不是坏事。后来，当一位方言讲习所的年轻人想来邀请我去讲课，我婉转拒绝了。把方言用汉字写出来就能交流，各地发音不同而已，温州方言足够多，我更愿意学习发音和书写都完全不同的语言。

　　“你教给我的办法硬是安逸，一开始误差两三斤，三四斤，后头发现是我眼光的问题，估肥瘦时出差错，最近只相差一两斤。哈哈，太准了，用大杆子秤称，把猪吓得又是屙尿又是屙屎，同样有好几斤误差。”

　　口音的原因，我听懂大半。

　　“你不晓得，我真的吃皮了，哪个杀猪匠要这个公式，非得给我一壶酒我才会教，哈哈。最近怎么没见你来买肉呀，我每回都留了一块好肉，你不来，最后才卖。”

　　有人大声喊：买肉，不卖了吗。

　　他扭头回答：等一下，慌个……乌龟。

　　他不好意思地笑了笑，要不是在我面前，一定是比龟更粗俗也更便于他们理解的词。这有点像代数。

　　“走，我割块肉给你拿去吃。”

　　我告诉他，我只是随便走走。

　　“走走也要吃肉呀。”

　　为什么屠夫的性格都这么爽快？大概是不喜欢听猪没完没了哼哼。

　　米子对时间的概念如同素数的概念，素数除了它本身，不能被其他自然数整除。我提前两分钟离开迎祥寺，是想到北门接她，我被屠夫纠缠，却也恰好让我和她在约定的地点见面。

　　米子微微低了低腰。

　　“用什么和骨头一起炖？我刚才看到有南瓜卖。”

　　“先生不用操心，我已准备好，用猫豆。”

　　望着她额头上细密的汗珠，我歉意地点了点头。

　　屠夫从猪屁股上割了一大块肉，我不常买肉也知道，这是最好的肉。米子给他钱，他坚决不要。米子说，如果你不收，那肉我不要了，请给我一点骨头。屠夫砍了两根大骨，狡黠地说，骨头钱他收，肉钱绝不能收。米子付完钱鞠了一躬。

　　屠夫吓了一跳似的：“哎呀，我是个粗人，哪里受得起这种大礼。”

　　他想从案板后面转出来还礼，不料把剔肉刀碰落到地上，天哪，幸好没落到脚背上。我叫他不要动不要动。他像冷静下来的小学生站着不动，笑了笑，热泪盈眶。

　　这让我想起一件事，浙大迁到建德时，学校举办大型运动会，有位学生代表发言前向主席台上的人鞠躬，他身后的同学抑制不住笑起来。当他转过身，对着全体同学鞠躬，操场上所有同学严肃地沉默了。我当时想到的是切线定理，一条直线若与一个圆有交点，且只有一个交点，那么这条直线就是圆的切线。人心也有一条切线，这条切线叫感恩。

　　我让米子先走，有了肉，正好可以请国文教授来一起吃饭。她去年才来浙大，教学经验不足，今天又被一帮学生捉弄，他们放了只母鸡在讲桌抽屉里，拿粉笔时母鸡突然飞出，把她吓得面红耳赤。她下课后来找我，想辞职。请她吃饭，劝她打消辞职念头。米子听说后很高兴，说可以加个茴香炒鸡蛋。鸡蛋还有两个，茴香可以找田婆婆要，她在屋后栽了一排。

　　国文教授很感动，说一会就来。我回头小跑，米子还在原处等我。

 　　七、我是一块肉

　　我是夫人手上那块肉，她拎着走了几步后，教授接过去，微笑着拎着我回家。你们知道吗？我没料到我这么受到尊重，尊重一词也许不适合我，说重视总是可以的吧。当我还不是一块肉，还是那头猪身上的一部分时，没人把我当回事（不可能有人看到我就想咬我一口），甚至连那头猪也没人当回事。这真是奇怪啊，那头猪在出生时，喂养时，买卖时，没有人为它动过情。这样说有点笼统，把它从小养到大的妇人，天天喂它，有时还为它不在规定的角落拉屎骂过它。当它绝望地叫唤着，被强行塞进竹笼，只有她转过身悄悄抹了把眼泪。类似场景，她一生经历过几十次，直到她拎不动潲水桶，她才不再为猪流泪，可她从没有站出来说不准卖它不准杀它。我这样说，是就事论事，没有谴责谁的意思。作为一块肉，我和那头猪从理论上讲不是同一种物品。我从它身上来这是事实，但谁也不会把我当成一头猪。趁教授还没把我拎回家，容许饶舌几句吧，再过两个小时我就不再是一块肉，而是其它。屠夫把我变成一块肉时起，我在人的眼里陡然有了身份和地位。屠夫决定把我送给教授夫妇时，我不但是礼物，还是屠夫心尖上的一小块肉。他不可能把心尖上这块肉割下来，于是我成了替身。你若问我快乐吗自豪吗，我只能如实告诉你，这很无聊。你问一块砖砌在狗窝里好还是神龛上好，这就像问一个人，他是早上喜欢自己还是晚上喜欢自己。屠夫把我变成一块受人重视的肉，我应该感谢他吗？不可能，太阳把鱼塘里的水晒干了，小鱼终于不再为突然出现在身后的大鱼心惊胆战，难道小鱼应该感谢太阳。教授和夫人看到我时，他们对这块肉的渴望和不想白白拿走的清高让我肃然起敬。那么一位有学问的教授，那么一位优雅的夫人，为我这样一块不值一提的肉心里产生那么多小心思，惭愧，本肉惭愧，实在惭愧。夫人拎起我前，先用芭蕉叶仔细包裹，在芭蕉叶上捆扎稻草。她这样做不是为了讲卫生，而是拎着一块光肉穿街过巷有失礼义。当然，对那块骨头也进行了包裹。这块骨头受到重视程度无法和我相比，虽然它是一块不错的骨头。没有比较就没有伤害。何况我并不因此感觉光荣，都是一块肉了，还在乎赤身裸体吗。

　　我一直在说一块肉，我说的是一块猪肉，“肉”不加定语，人们知道说的是猪肉，而其它肉必须加上牛羊鸡鸭鹅鱼虾，至于果肉、土肉完全是另外一码事。所以世上只有两块肉，一块是猪肉，一块是其他肉。

　　猪肉又名豚肉，是猪科动物家猪的肉。猪肉中的抗生素是牛肉的5倍（他们说到某种东西时，一定要拿另外一样东西作比较。这世上，任何一种东西都有其独特之处，都是其他东西无可比，这种比较与其说是为了说明某种东西好，不如说是词穷）。一本大书上说，猪肉，味苦、微寒、有小毒。有多少人吃出猪肉的苦味了呢？小毒，五谷杂粮都有小毒，它们本来想用这点小毒保护自己，吓退敌人，哪知吃它们的人根本不在乎。李时珍说，北方猪肉味道不浓，煮后汤汁清淡，南方猪肉味道厚重，煮后汤汁浓稠，毒性尤其大。凡是白猪、花猪、四蹄皆白的母猪、病猪、黄膘猪、米猪都不可以食。黄膘猪煮后汤发黄，猪肉中有虫卵。猪肉与生姜一起吃，会导致皮肤长水疱、火疹。与荞麦一起吃，会使人毛发脱落，患风病，与葵菜一起吃会使人喘不上气。与百花菜、吴茱萸一起吃，会发痔疾，与香菜一起吃，会使肚脐溃烂，与牛肉一起吃，会生虫，与羊肝、鸡蛋、鲫鱼、黄豆一起吃，会使人滞气，与乌龟、鳖肉一起吃，会伤人。煮猪肉时，加入皂荚子、桑白皮、高良姜、黄蜡，就不会使人发风气。用旧篱篾烧火来煮，会很容易煮熟。猪肉可以抑制结石，解热毒，还补肾气虚竭。

　　你若信他的，连米饭都不敢吃。大米有可能含砷，有可能有黄曲霉素。达官贵人可以不吃猪肉，平民不可能不吃啊。这是他们用量最大，来源最方便的营养品。

不可能人人都喜欢猪肉，这是当然。据说赵匡胤就不喜欢，觉得猪肉配不上皇家高贵气质，不准猪肉进御厨。有样学样，无样学世上。民间（好像自己吃得起其他肉似的）跟着整，猪在宋国差点绝种。还有明朝朱厚照，自己姓朱，出生那年又是猪年，登基后颁布《禁猪令》，不准杀不准养。

　　有人不服，一般人不服也就算了，苏东坡是个有脾气的人，严重不服，发明东坡肉不说，还写了《猪肉颂》：黄州好猪肉，价贱如泥土。贵者不肯吃，贫者不解煮。早晨起来打两碗，饱得自家君莫管。

　　通俗易懂，和猪肉在世间的形象灵犀互娱。

　　那么问题来了，应该感谢赵匡胤、朱厚照，还是应该感谢东坡先生。感谢前者有可能绝种，感谢后者又要挨刀。悖论就是真理，真理就是谬误，谬误让猪左右为难。猪肉在人间沉浮，人在命运里沉浮。

　　孔子说，色恶，不食。失饪，不食。不时，不食。割不正，不食。不得其酱，不食。

　　色恶，都变质了，当然不吃。不生不熟，也不能吃。不新鲜，可以不吃。割不正和佐料不对也不吃，我的个……算了，我哪有娘。

　　如果不是家境好，哪敢这不食哪不食。难怪有人意不平，说孔家不愧为全国一号地主，一号贵族。

　　算了，还是算了，一块猪肉没资格讨论这些。

　　教授和夫人拎着我走在街上，素朴的人看见，以祝贺的口吻打招呼，苏教授，今天打牙祭呀。教授满足地回应，是呀，今天打牙祭。教授向夫人解释完牙祭的意思，又有人问候，教授，今天的肉好多钱一斤。教授顿时尴尬，他根本就没问，因为无须问，屠夫既然决定送他，不可能告诉他价格。这人也真是，为什么不问骨头多少钱一斤。教授支支吾吾（他平时从不支支吾吾），说不知道哎，忘了多少钱一斤。问候的人不但不责怪，还啧啧称叹：有钱人就是不一样，根本不管价格。教授听了不知如何回答，就像这是个比微分还难的难题。前几天竺可桢校长来青岩视察浙大，在当晚日记里写道：“自办伙食，每月十四、五元，不如宜山八元一个月好。米价每斗（36斤）6块5角。先修班拟招二十人，膳宿自理，没有贷金。”教授若是见过校长日记，以他聪慧的头脑，一下就能计算出猪肉价格。

　　他们走出北门，莫名其妙地松了口气。集市一个人也没有，只有三条狗在寻找有可能的食物。能有什么呀，几粒爆米花，碗耳糕碎片，运气好或许能找到米粒那么大块红糖。当它们看到我，不禁升起觊觎之心。教授知道夫人怕狗，叫她走前面，他其实也有点怕，此时为了保护夫人和我，捡了块石头壮胆。这些土狗身体不大，脑袋却很聪明，教授手里没有石头，它们也不一定能抢下我，有了那块石头，成功率更低，悻悻追逐着离开。教授和夫人松了口气。我什么也不怕，不怕痛，不怕咬。能得到教授的保护，我还是蛮开心的。这不是虚荣心作祟，是作为一块肉应得的尊重。

　　他们走到姚家关，孩子们簇拥在涟江河边（他家孩子真是多）。夫人看见后大声喊，叫他们不要过河。桥太窄了，三根原木并排，一共九根，中间以两个井字架支撑。孩子们哪里听得清楚，反倒以为叫他们过河，这可把夫妇俩吓坏了，连我也跟着紧张。她小跑了过去，把孩子们堵在桥头。夫人把我和骨头哥交给两个大孩子，抱起最小的孩子。不动明王看见这场景都会露出笑容。不是我吹牛，这里头至少有我一半功劳。

　　到家了，全家人都为有了我和骨头哥高兴。他们家的灶是独眼灶，在青岩非常少见，青岩多数人家是三眼灶，少数人家两眼灶，一头靠墙，另一头弯向灶房中间。据说柴灶原先是长方形，弯成这样是挨了雷公耳光。路有路神，灶有灶神，灶神是神界职务最低的神，低到泥土里，他只能管灶房，灶房之外都不归他管。职责是监视主人一家是否珍惜食物，是否把脏东西放到锅里煮。有一次，一个女孩去亲戚家吃席，承诺给不能同行的母亲带吃的回来。姑娘带了三片肉和一块黄糖糕，跳过檐沟时不小心掉到沟里，她嫌脏没捡起来。灶神知道后立即上天报告，说母女两个糟蹋食物。他还没返回人间，母亲已捡来洗干净吃掉。雷神来到这户人家，说灶神诬告好人，一耳光扇过去，灶神忙往柴灶里躲，从此青岩一带的柴灶不再是长方形，而是一头方一头变圆变弯。这个故事里孰是孰非我不知道，我只知道肉不但在人间受重视，在神界也受重视，没听说过有谁为一头猪挨耳光嘛。

　　夫人把骨头哥洗干净敲断放锅里，煮出油来再放猫豆，肉则被她放盐煮半熟，切一半今天吃，另一半明天吃。茴香炒鸡蛋很简单，鸡蛋炒至熟把切碎的茴香放进去。

　　夜幕降临，浓烈的香味反向扑出去，夜色越重香味越浓。

　　“你们知道猪是吃什么长大的吗？”教授逗孩子们。

　　德雄和德晶帮妈妈做饭。

　　德成说：“吃米饭。”

　　德明很是不屑：“傻子，米饭是人吃的，猪吃的是草。”

　　“我给你们讲个故事吧。”教授笑了笑，“在我们老家，外公外婆家杀年猪都要请外孙一家去吃肉。有个小外孙，外公家杀猪这天，他父母没空，他只好一个人去。不远，只是中间隔着一条小河。河上面没架桥，只能从河里面的大石头走过去。小外孙走到河边，河水涨了，淹没了大石头。他不知道怎么办。这时来了一个货郞，货郞是大人，拦腰搂起把他抱了过去。赶到外公家，猪刚杀死，一家人正忙着忙碌。小外孙见猪又大又肥，问舅妈，这猪是吃什么长大的呀，舅妈嫌他碍事，不耐烦地说，吃屁。吃饭时，小外孙吃到一半，觉得肚子里胀胀的，他立即向外公外婆舅舅舅妈告辞，他要回家。没告诉他们原因，怕他们知道了不准他走。他要赶回家，要把屁给自己家的猪吃，好让它长得又大又肥。到了河边，哎呀，又过不了河，正着急，还好货郎又来了。货郎仍然像刚才那样抱他过河。他这一抱，小外孙没忍住，嘣的一声放掉了。他叫货郎赶快把他放下，他要看他的屁落在哪里。找呀找，哪里能找到。抬头看见货郎在哈手，哈出白气，其实是天冷手僵，他以为货郎把他的屁吃掉了，要他还。货郎还不了，跑到河对岸，他在后面追，摔到河里全身湿透，冷得浑身发抖。哈哈，好玩吗。”

　　不好玩。教授不会讲笑话，讲笑话不管好不好笑都要一边讲一边笑，好笑处还要笑得讲不出来。他习惯准确，像上数学课一样。

　　德成很认真：“爸爸，屁是什么？”

　　教授：“人体内产生的臭气。”

　　“猪的体内会产生吗？”

　　“也会，除了鸟，大多数动物都会。”

　　“为什么会产生臭气？”

　　“食物进入肠道后需要分解，淀粉之类被细菌分解后会产生气体。”

　　德昌昏昏欲睡，教授把他抱在怀里，用温州话哼唱：“月光光堂堂，外婆烧猪肠。外公夹粒吃吃闹，外婆火钳背起烫。外公逃呀逃，丢条脚肚毛。外婆赶呀赶，丢个头毛簪。”

　　温州话婉转悠长，第三遍哼唱到一半，饭菜做好了，小小饭桌顿时挤得满满荡荡，肉香让他们把平时学到的谦让忘得一干二净。夫人以还没收拾好为由没上桌，她等先生和孩子吃好了再吃，用他们剩下的猪油和残渣拌饭。这与其说是一种美德，不如说是因为食物匮乏。

　　来做客的国文教授吃得很文雅，教授和教授夫人一再劝她不要拘礼，要吃饱。她惊讶教授夫人中文说得这么好，听不出是外国人。夫人谦虚地告诉她，她早已把自己当中国人。国文教授愣了一下，急忙用碗把脸遮住，为自己讲过夫人坏话感到惭愧。

　　米饭里有红薯丁，平时用青菜、酸菜、老南瓜下饭，这饭难以下咽。今天有肉汤，有莲花白炒肉，吞咽起来大不相同。舌头和喉咙像两个嫌贫爱富的人，能瞬间分别出食物好坏，与此同时作出欢迎还是拒绝，从不含糊从不遮掩，喜欢就是喜欢，不喜欢就是不喜欢。

　　多年以后，这些孩子长大成人，他们记不得青岩，记不得涟江，记不得圆通寺，连漂亮城门也记不得，但他们中有两个记得他们吃过的肉，因为他们再也没有吃过这么香的肉。他们对我，一块猪肉的怀念贯穿了他们的一生。

　　八、我是松本米子 

    田嫂问我要不要同她去高坡买鸡蛋，高坡鸡蛋比青岩便宜。我不敢买鸡蛋，只敢买土豆，买骨头和猫豆已经超支。田嫂说土豆更便宜，青岩一角钱一斤，高坡只要两分。我答应去。田嫂说，有点远哟。我不怕。土豆比红薯用处大，既可当菜吃，也可当主食，还不像红薯那样吃多了胃难受。田嫂买鸡蛋是为了赶集时卖掉，我可没有这能耐，哪敢去摆摊。

　　出发时大雾，田嫂的脚步声比背影还清晰。我只能听着她的脚步声走，稍快一点就看不见人在哪儿。说话也像梦话，她不时告诉我到哪里，我们正经过村庄，村庄叫什么名字，我什么也看不见。有时会有狗恶狠狠冲过来，叫声让人心惊胆战。田嫂一点也不怕，挥舞着棍子，来哇来哇，看我不打死你。每到这时她就让我走前面。一切都像在梦里，远比梦里更吓人，每次都会被狗吓出一身冷汗。在梦里走了近两个小时，爬上一面又陡又长的山坡，大雾一下拆开，敷在头发上的雾像白霜，也有点像白发。我已经有点累，但我不敢说出来。回头一望，壮观的大雾像无边的大海。

　　“青岩堡在哪里呢？”

　　田嫂用手一指：“那里。”

　　嗯，我想，我得像海神尼彦那样一头扎下去才能找到。大雾干净又纯洁，把贫穷和沟壑掩盖得严严实实。

　　又走了大半个小时，十几栋房子大小不同，朝向不同，家家养狗，对陌生人似乎不感兴趣，都很瘦，表情忧郁，不是被打怕了，而是被饿怕了。田嫂说这就是高坡，本地人赶集的地方，十天赶一次。太好了，终于到了。心头刚松口气，田嫂说不是这里，还得继续走，逢集时东西比青岩便宜点，但不能和乡下比，不逢集没人做买卖，连一根针都买不到。我在心里叫苦，不好意思说出来。双腿像生锈的剪子，手指头发胀，连脑子和嘴巴也生锈，田嫂嘻嘻哈哈讲她赚钱的趣事，我什么都不想说，连笑也吃力。身体一僵硬，脑子也跟着迟钝。很远才有一户人家，大多孤零零，连同它们身旁的山坡也憨憨的，像躺在阳光下的醉汉。大雾不知去向，低洼处也不见一丝一毫。我更喜欢大雾，不喜欢太阳。太阳不仅晒人，还让影子变短，让小路变长。又走了差不多两小时（我没手表，只能凭感觉，说实话我的感觉是已经走了半辈子），有五六户人家。这些房子和青岩大不相同，有的是没烧过的土砖，有的是干打垒，有的是石头。屋顶有的盖草，有的盖石板。都很矮小，畜圈不分开，红薯和粪便味很浓，人和家畜落落寡欢，鸡冠花和血碧菜生机勃勃。

　　在第一户人家就买好土豆（后面才知道这个决定是多么愚蠢）。果如田嫂说，两角钱十斤，一块钱五十斤，价钱和挑选都是田嫂，我在一边看着。主人是一对木讷的中年夫妇，田嫂泼辣盖世的声音一上来就把他们打趴，他们一开口田嫂就开枪。我感到难为情。没料到称好装进我的背篓，田嫂又从地上抓了几个，说我们这么远来，你就不送几个唛。这让我心慌意乱无地自容，心想再也不来了，再也不和田嫂下乡买东西，太过分了。我还在发愣，田嫂像将军布阵似的一声大喝：走，去买鸡蛋。

　　连走两家都没鸡蛋，不久前已有人来收买。田嫂骂了一句，骂那个提前来买鸡蛋的人。她怎么这么不讲理呀，我羞愧、窘迫，希望他们不要把我当成和田嫂一样的人，而实际上，他们肯定把我和她当成一丘之貉。原以为五十斤不重，平时买米也背过五十斤，当我背着这五十斤东家进西家出，越来越难受，越来越觉得自己就要垮掉，就要被土豆活埋。它们早已不是土豆，而是来惩罚我的小鬼。

　　第三户人家有十七个鸡蛋，这家妇人似乎不怕田嫂，敢和田嫂讲价。她们像吵架一样讲价。数鸡蛋时，田嫂又故意少数一个。她平时帮我不少，此时此刻，我对她的感激、钦佩所剩无几。我没有离她而去不是怕找不到路回去，而是作为一个女人的优柔寡断。

　　后面几户，我已经记不得到底走了多久，田嫂一共买得五十一个鸡蛋。她怏怏不乐地说，卖掉只能赚一块。她的计划是收两三百个。很快又哈哈大笑，管它的哟，有总比没得好。我已笑不出来，不过这不是对她不满，而是累得笑不出来。她用稻草把鸡蛋包成串，每串十个，说这样不会互相碰坏。编到一半还神秘地说，最大的好处是不能让买鸡蛋的人挑挑拣拣，先挑大的。把鸡蛋包好，她背起我的背篓，叫我背她的鸡蛋。我赶紧说不用不用，我自己背。她已将土豆背在背上，“你没干过重活，这点重量对我来说轻抛抛的，你看，”她背着它一阵小跑，“哈哈哈哈，像背空背篓一样。”我走上前去，她神秘地说，走，我带你去看一样东西。

　　走到一座山下，她放下背篓，叫我也放下。我已毫无好奇心，担心又要走很远。她说不远，只有几步路。

　　当然不止几步，不过确实不远，往山上走了几分钟。茂密的植被中间露出一个山洞。

　　“你看，你敢看不？”

　　走到她身旁，看见山洞里全是棺材，架在井字形木架上，有股腐败的气味。

　　“这里的人死了就这样埋。”

　　“哦。”

　　我不怕，一个累得快要死的人什么也不怕，并且感觉这并不稀奇，虽然没见过但在书上读到过，无数丧葬习俗中的一种。何况，这不比日本祭楢山的做法更让人心酸，更让人不寒而栗。

　　田嫂似乎有点失望，本想吓吓我，没看见效果。在她这不是恶意，不过是恶作剧。我告诉她，我都想躺到棺材里去，什么也不做，一睡几百年。

　　“你不要吓我。”

　　我想歇会，她说不能歇，离这个地方远点才能歇。

　　“太阳偏西了，一偏西鬼就出来。”

　　慢慢走，我把祭楢山的故事讲给她听。她听完后并不觉得不可思议，而是不甘落后似的讲，据说某个地方的人，老了杀来吃。说有个老人在山坡上干活，家里来客人了，儿子叫他赶快回来，要杀他待客。老人说，不要急，请客人多等一会，等他把最后一点活干完再回来。

　　我意识到，我们之所以不害怕这两个故事，是不管祭楢山还是老了被杀，并没真实发生过，至少没听说谁亲眼见过，都是道听途说。十有八九，这是对活着的艰难的一种过度的、消极阐释。背到祭楢山上的老人和还在地里干活的老人不可能那么淡定。众生皆畏死，无不惧刀杖啊。田嫂没读过书，但她完全能理解我的分析。

　　“你们日本人和我们是一样的呀。”

　　“是呀，一模一样的人。”

　　“可为什么你们要打我们呀。”

　　幸好我平时有所思考，并且这是我必须面对的问题。

　　“有些人疯了，发动战争的人都是疯子。我和他们不一样，我没疯。”

　　“你是一个好人，但你依旧是个日本人。”

　　我郑重告诉她：“请不要把我当日本人，自从和我先生来到中国，我就把自己当中国人，我父亲去世我都没回去。”

　　“哦，这叫嫁鸡随鸡嫁狗随狗。”

　　“田嫂，不是这样的。”肯定不是这样的，不过要说清楚或者说要田嫂明白可不容易。正想怎么说，田嫂突然加快步伐，我以为她在生气，不料她却指着远方，“快看，好看不。”比我们所在位置低得多的山脉上，夕阳正缓缓下坠。

　　第一次从高处看夕阳，以前都是平视或仰视。从高处看过去，心头不禁有点难过，像看着亲爱的孩子离你而去。我在我父母眼里，也许也有过这样的情愫。想起去世的父亲，孤孤单单的母亲，眼泪一下滚出来。

　　我们离开高坡已有几里路远，再往前走是下坡。看夕阳的山嘴不但能看到遥远的山脉，还能看到整个广袤的乡村。这是一片丘陵，村寨隐藏在低洼处，大部分丘陵已被开垦成耕地。富庶和人力的作用远非今天所见的乡村可比。

　　“要摸夜路喽，我们慢点哈。”

　　“好，谢谢你。”

　　“哈哈，你一天说那么多谢谢，除了谢谢不会说别的吗。”

　　“不好意思，不知道说什么好，只能说谢谢。”

　　“是啰是啰，我也谢谢你今天陪我买鸡蛋，这么远，你没吃过这种苦，今天辛苦你啦。”

　　明明是她在帮我呀，她这样说真让我难过，我哭出声来。

　　“怎么了？饿了？想娃娃些了？”

　　“不是，是因为你对我太好了。”

　　“哈哈，我哪里对你好了呀，你是说帮你背洋芋吗？我告诉你，力气是个怪，使了它还在。”路边上一户人家飘出香味，她又一个哈哈，“啧啧啧，炒什么呀，这么香，锅儿落到茅坑里了吗。”

　　我没听懂，多是戏谑，因此也不打听。早上走这段路由于大雾什么也没看见，现在夜幕遮掩，比在大雾里稍好一点，朦朦胧胧似是而非。想起躺在山洞里那些人，他们也是这种状态吧？知道自己离开人世，却又不知身在何处。不过也有可能，并不知道自己离开人世，还以为自己是在做梦，永远醒不来的一个梦。

　　像做梦一样走着，星光已尽最大努力，在没有树木的地方能看见十几米以内的事物，石头或树桩有时像牛有时像人，总是出其不意地吓人一跳。经过枝叶茂密的树林，我得牵着田嫂的衣服走。还好她不烦，凡是我做不到的事情，都能让她发笑，都乐于帮我。我什么不背也感觉累，肉身的重量已让我不堪重负。有一阵，我怀疑今晚到不了家，问田嫂，她说快了快了。她已经说过多次快了。有时甚至觉得身体已经适应了疲惫，灵魂已经飘走。看家狗冲过来时，不再像早上那样害怕，心想你要咬就咬吧。它们全都离我们两三米远停止，感觉镇定对它们是一种威慑。它们若知道这不是什么镇定，不过是累得不行，会不会把我吃掉？田嫂叫我捡块石头握在手里，不用打出去，一直握着就行。“石头是狗的心脏，只要握着它，狗就不会咬你。”虽然不信，却也握着没放。

　　田嫂说到了。

　　我认真看了看才发现确实到了，到我熟悉的地方了。她帮我把背篓背进屋，我连一声谢谢也说不出来。

　　德晶和德雄在等我，其他孩子已上床睡觉。德晶和德雄煮南瓜饭给他们吃，把老瓜垫锅底，把沥过水的半生米放上面，小火慢慢煨熟。德晶把剩下的南瓜饭给我，我一口也吃不下。我叫他们去睡，不用管我。德晶怯生生地说：

　　“妈妈，我以为你回不来了。”

　　说着哭起来。

　　“德晶，有你们在，我怎么能不回来。”

　　我也止不住泪水横流，幸好先生不在家，他要在岩洞里工作到半夜，我可不想让他知道我今天的狼狈相。

　　难以入睡，不但浑身痛，还因为白天的场景，它们变成发烫的画面钻进脑子，脑子异常兴奋。先生回来时已是后半夜，这才想起明天是周末，先生后天要要去湄潭。我假装入睡，他睡着后我仍然睡不着。本不应纠结田嫂的话，但越想放下，它越是在脑子里打转。嫁鸡随鸡嫁狗随狗，我身旁的先生是著名学者，是对他的祖国和人民爱得特别深的人，怎么能用鸡和狗来比喻呢。但我不能告诉她，我们在一起是因为相爱，可不是她理解的嫁鸡随鸡嫁狗随狗，但是她能理解吗？她说，她嫁到青岩堡之前连青岩堡在哪里都不知道，人长什么样也不知道，只知道父母说，他的家境还可以。嫁过来才知道“真是可以”，她觉得不如古镇里那些人家。她喜欢做生意，如果嫁到古镇里面，街面上开店铺，早就发财了。田嫂的话里，总是夹杂着不甘和嘲讽，哪怕教孩子说个顺口溜，也要把想象中的对象踩一脚：

　　“我给小姐打扇，小姐说我能干。我说小姐妖精妖怪。妖精妖怪，偷油炒菜，先炒妖精，后炒妖怪。”

　　我和先生举行婚礼之前，他的性格和趣味，能力和志向我是清楚的，并且这么多年没有任何变化，他还是我在仙台结识的那个青年才俊。当然，我并没到处张扬，连我家亲戚都不知道他是中国人，他的日语和仙台人说的一样地道。当他获得博士学位，报纸和电台报道这位中国留学生取得的成就，我家亲戚才略带责怪说：这么厉害的中国人，为什么不早告诉我们。和田嫂比起来，我是多么幸运，但她未必能理解，我们无法理解同一件事情，我说孩子可爱，她说他们是来讨债的，我说我乐意当家庭妇女，她说她是个苦命人，生来就是要吃苦。

　　大概是因为回忆起和先生在仙台那些美好的日子，脑子忘了痛，身体没忘，嘴里一不小心呻吟起来。

　　“米子，怎么了？哪里不舒服。”

　　先生坐了起来。

　　“对不起，把你吵醒了。”

　　“哪里，我没睡着，今天和几个助手讨论，太兴奋了，他们非常优秀，思路开阔，微分几何派又要增加几个新成员，我给建功写了封信，让他也高兴高兴。你是不是生病了？”

　　我只好告诉他今天走了十几个小时，快要累散架，不过现在已经好多了，田嫂那个问题让我困惑，想得有点多。先生笑着说：

　　“这句话的原文是嫁乞随乞，嫁叟随叟。被讹传成嫁鸡随鸡，嫁狗随狗。它的本意，和在教堂里举行婚礼时牧师对新郎新娘说的证词大同小异：无论她将来是富有还是贫穷，或无论她将来身体健康或不适，你愿意和她永远在一起吗。嫁乞随乞应是两个结婚时说的话，而嫁鸡随鸡变成了生活在一起后说的话。时间节点不同，意义也大不相同。”

　　“谢谢先生，我懂了。”

　　“你没用热水泡脚吗？用热水泡脚可以缓解疲劳。”

　　我很羞愧：“不想动。”

　　“我应该早点回来，早点回来给你烧水。”

　　“不用不用，睡一觉就好了，你也睡吧。”一股䁔流从心头漫过，我眼中盈满了泪水，我以小得只有我俩能听见的声音说，“先生啊，有你这句话已经足够，我没有忘记你在‘上海丸’上吟诵的诗句呢。渡口云烟海鸟飞，江边春色认依稀。十年海上君休笑，赢得鬓丝和布衣。”有人叫我“日本鬼子”我都不在意，这点疼算得了什么。

　　恰在这时屋子外面响起脚步声，田嫂这么早？不过，似乎不大像，难道是小偷？小偷先生，你走错地方了，放你进来也没什么可拿走。我的脚又开始走，一直走，无法停下来。停下来时才知道在做梦，这让睡眠质量大打折扣。

　　或许是长期养成的习惯，我仍然第一个起床，开门后一个袋子向我倒来，吓我一跳，触摸到软软的感觉又看到袋子上的血，更是让我魂飞魄散。我没尖叫，镇定下来后打开袋子，是两只刚杀死的鸡。我让袋子靠在门框上，去给先生烧洗脸水。

　　九、我是侯庚辰

　　我们逮捕了第二个重点怀疑对象。这个人不久前在迎祥寺外面租了间房子。没人知道他是谁，来这里做什么，平时很少出门，但他有钱，至少比一般人有钱，穿着虽不整洁，全身没补过疤。如果不是太爱啃卤猪脚，没人知道他是特务。有个修鞋匠，和他住在同一个院子。喜欢啃猪脚的人姓彭，每天晚上摸黑在屋子里啃，边啃边把骨头从窗户丢到院子里。青岩卤猪脚远近闻名，主料是猪脚、冰糖和料酒，辅料有八角、山柰、小茴香、草果、甘草、丁香、蔻仁、砂姜、花椒、桂皮、白芷。一家老店，两家新店。吃得起的人不多，普通人家过年过节才吃，也不去店里买，自己做。卤肉店的卤猪脚主要是卖给过往客商和绅士。天天啃猪脚本就让修鞋匠不高兴，骨头逗来几条狗，它们为争骨头在半夜里撕咬吼叫，很吵人。修鞋匠借骂狗之名骂人，啃完猪脚睡得正香的人听出来骂自己，披衣起来对骂。两人都不会吵架，但都不示弱，比嗓门大，把院子吵得快要飞起来。啃猪脚的人不知道自己触犯众怒，邻居也来帮忙，说他好吃懒做游手好闲。他觉得荒唐，花自己的钱买猪脚来吃，怎么就让你们不高兴。他骂了一句穷鬼。激怒了更多人。说他什么不也做，还这么有钱，肯定不是好人。身高也成了罪状，“腰长肋巴稀，一定不是好东西。”还有眼睛，“一看就贼眉鼠眼。”他们把他押送到保办公处，这是本地治安机构。保办公处连夜突审，还没动刑，他自己招了，是为汪伪政府工作的情报人员。天亮后押送去贵阳，青岩为之沸腾，有人拿出一种叫雷子的鞭炮，点一次只响一声，像打枪，放了十几个，仿佛是一种警告，也仿佛是一件值得庆贺的事情。

　　不过这不是我们要捉的鬼，从他房间搜出的东西可以知道，他的主要任务是记录从青岩经过的军队和大人物，相当于统计员，是级别最低的情报人员。

　　通过一号捉鬼人和三号捉鬼人努力，大轰炸后从贵阳搬到青岩的二十个神秘人物已经搞清楚，有一半分散住在平民家中，另外一半住在背街一栋木瓦房里。这栋房子原本是迎祥寺主持建来给大儿子结婚所用，主持三十七岁出家，有四个孩子，房子建好后大儿子却在定番九龙寺剃发染衣。空房子卖不掉，当地人有所顾忌，大轰炸后正好租给这些从贵阳搬来的人。这些人都上了年纪，只有一个七十来岁的人不时东家进西家出。

　　四号捉鬼人将这位老人作为重点怀疑对象，暗中调查后，知道他叫周懋臣，用他掌握的一些小单方给人治病，最拿手的是治牙痛，把黄柏韧皮烘干后碎成粉，装烟锅里，烧烟一样让烟在口腔里婉转。牙痛的大多是中老年人，抽烟的人倒也方便，不抽烟的女人用老烟锅烧黄柏，牙还没治好，胃里先翻江倒海，老烟锅里陈年烟垢让她们难受。周懋臣为此制作了一只给妇女专用的烟斗，每次用完清洗，这样一来，妇人们对他的颂扬远远超出他的能力范围，连他不慌不忙地说话做事都让她们觉得可爱。当然喽，他不可能治好所有的牙痛，有些牙不怕黄柏烟。不过谁敢说这种话，一定会遭到某个女人的白眼，又没收钱，还要啷个吗。确实免费，他说他用的草药又没花钱，从附近山上拔来，不过动动腿。顺便我还知道，这二十人是八路军驻贵阳办事处送来的，是中共高级干部亲属。周懋臣有个儿子叫周恩来，报纸上有他照片，英俊。我的天，怎么可以怀疑他。这些人准备年底或明年初搬去重庆，重庆的医疗条件不是贵阳可比，更不是青岩可比。他们犹豫不决的原因是春夏之交以来，敌人对重庆进行猛烈轰炸，激烈程度前所未有。

　　电讯司同事传来一个让人心情沉重的消息。上月底，日军出动四个师团向枣阳、襄阳、宜城发动进攻。日军采取分进合击战术，企图将中国军队包围于随、枣之间。战区司令官电令三十三集团军总司令张自忠，叫他派有力部队迅速渡河，向敌后出击。张将军亲率两个团强渡襄河，将敌军截成两部分。然而张将军亦陷入万余敌军南北夹击困境。为了协助友军反攻，张将军不顾敌众我寡，率部死死咬住敌人，苦战九日后敌军大部队增援赶到，飞机大炮对我军阵地狂轰滥炸，张将军多处受伤，血染征衣坚守不退，率总部直属队与敌激战，直至殉国。部下第二天早上找到将军遗体，全军上下无不失声痛哭。

　　送信来青岩的同事叮嘱，此事不可外传，政府还没公布。这确实让人难过。不过对我来说，还有比这更揪心的事情。司长给我写信，告之通过外围调查，松本米子和日本军方没有任何瓜葛，她出生在知识分子家庭。并侵华战争并不赞同。司长特别叮嘱，苏步青教授非常有名，是难得的栋梁之才，对他夫人不可轻举妄动。他还带来一条令人不安的消息，从云南运来，在青岩堡短暂停留的运粮队，离开青岩两天被化装成土匪的日本人打劫，他们不要粮食，全部倒进河里后逃之夭夭。这可是一个连十天的口粮。

　　青岩堡有个秘密单位，云南地方部队转运站，从云南运来的物资在此分配给在湖南境内作战的非正规滇军，从前线回来的伤员在此短暂休息后送回云南，从云南运往前线的物资也在此过夜。

　　这也太巧了，教授夫人也住在青岩堡，与秘密单位只有两分钟路程。据二号捉鬼人报告，运粮队离开青岩这天，教授夫人从早到晚没露面，秘密消失。这是第二个“巧合”。那天雾特别大，负责盯梢的人直到太阳出来把雾赶走才发现她不在家。她是昨天晚上就出去的，还在大雾弥漫中出去的？二号捉鬼人和我说话时眼神躲闪，我叫他说实话，还有什么情况没告诉我。在我的逼问下，他说，他蹲在离她家五十米远的玉米地里，快天亮时还好好的，大雾即将灌进玉米地，四下里突然明亮，他莫名其妙地眼睛一闭，醒过来后发现自己已在大雾中，伸手不见五指，他强调他只睡了半小时，最多不会超过四十分钟。

　　我忍住不发火。这不是巧合，这是她作为谍报人员最好的解释。二号捉鬼人蹲在地里忍不住睡着，我躺在床上反而不行，脑子里反复设想她如何搜集情报，如何传递情报。起床后头痛，洗了把脸后稍好一点。

　　我让二号捉鬼人和五号捉鬼人去青岩堡，一是调查青岩堡人对她的印象，二是搞清楚运粮队离开那天，她到底去了哪里。

　　运粮队被劫第二天，敌人飞机从紫云飞安顺，从安顺飞清镇，再从清镇飞临花溪、青岩一带后离开。没丢炸弹，疑似侦察。日军进入广西后，西方援助药品和其他物资沿滇黔公路运抵安顺，有些经清镇运到贵阳，有些绕长顺、定番、贵定、福泉运到湖南。司长急，我也急，不及时把鬼捉住消灭，这些物资和药品极有可能成为攻击对象。

　　意识到情况危急，我强行让自己镇定。表面上做到了像平时一样谈笑风生，牙龈肿得吃饭都痛，郎中把脉后说是心火内盛，神明失守。我没敢告诉他为何心急，在我心头灼烧的不比贵阳大火小。贵阳第一次挨炸，日本海军第三联合航空队投下的炸弹，烧毁房屋一千多间。

　　二号捉鬼人向我报告，他以调查旱地栽种情况访问了不下十个人，他们对教授夫人的评价大同小异：随和、文雅、贤惠、善良、感觉不出她是日本人。五号捉鬼人报告，运粮队离开那天，她到高坡买洋芋去了，有邻居同行。两人坚称不应该再把她列为怀疑对象，应该调整方向，以免真正的鬼溜掉。

　　我真想骂他们一句：饭桶。

　　为了搜集情报，假装善良随和是一件难事吗？这种简单的能力与其说训练有素，不如说信手拈来。从表面现象就断定她不是特务，这未必草率。司长叫我不要轻举妄动，但没说在有证据的情况下也不动手。

　　即便筋疲力尽也不能松懈。上次他们告诉我，她没到学校去过。可是前几天，我亲眼看见她去了迎祥寺。我叫二号捉鬼人和五号捉鬼人继续，还叫一号捉鬼人注意学校师生。我自己则到黑神庙，对住黑神庙的浙大教师进行调查。

　　黑神庙建在山顶上，站在这里，可以看见整个青岩和青岩堡。我告诉他们，我是宋怀中老师的学生。宋怀中是陶行知的学生，去年在青岩创办社会教育实验区，与贵州方言讲习所一起教对语言有兴趣的浙大师生苗语、布依语，侗语，学生年龄大的大小的小。对上课也没严格要求。

　　这天，我在黑神庙和一位教师聊天，他对贵州教育情况比我了解。光绪晚期，当政者创办了省立法政学校，学校不但提供伙食和早午点心，每月每人还补贴六两银子。学生可以带跟班。上课时那才好玩，学生在课堂里喝盖碗茶，叫跟班拿水烟袋，呼唤声此起彼伏。

　　我们正哈哈大笑，三号捉鬼人跑来，满头大汗。使眼色把我叫到一边，激动不已地告诉我，鬼已找到。

　　半路上，三号捉鬼人告诉我，他们在鬼的房间里找到两样东西，一是他“同文会馆短期培训班”结业证，二是一张即将完成的地图，政府机构，青岩堡那个秘密单位全都在上面。这个鬼赶场去了，他们趁机搜查他房间。他总是在附近乡镇上转，就是那个能说会道的测字先生。

　　一号捉鬼人已在他回家路上拦截，必须在青岩外面抓捕，不能让他进青岩。青岩房屋小巷复杂，不仅开枪有可能伤及无辜，还有可能成功逃脱。三号捉鬼人一是来向我报告，二是让我增援。我们一路小跑，半小时后与一号捉鬼人会合。气喘吁吁地布置抓捕，我和三号两侧埋伏，以防他转身逃窜，一号捉鬼人路旁守候，一俟靠近迎面拔枪威慑，我和三号同时跳出围堵。告诉他们可以开枪，但不能打要害，万一他有同伙，比如那个藏那么深的日本人。

　　只过了几分钟，测字先生从孟关方向走来，哼着小曲，提了根打狗棍。小路两侧，一侧是乱石中开垦出来的玉米地，一侧是荆棘网和茂盛的凤尾蕨。小路弯曲又起伏不平，但没有岔路，这很好。

　　当他靠近时，我闻到一股酸菜味。可以断定他是本地人，本地人喜欢用酸菜炖猪脚。

　　他往下走，一号捉鬼人离他还有两米，哗啦排开玉米叫他不许动。他大声说，啊呀，大白青天的敢抢人。说话时打狗棍横扫过去，将一号捉鬼人的枪打落在地。一号捉鬼人还没反应过来，他一头撞上去把他撞倒，跃过他放马狂奔。三号捉鬼人跳到路上，我则威胁不站住就开枪。我不但没让他站住，反而跑得更快。三号捉鬼人已经追出。我朝天开了一枪。一号捉鬼人的腕骨被打碎，倒下去时后脑勺磕在石头上，我问能不能走，他虚弱地示意我快去捉鬼。

　　我已远远落在三号后面，我拼命跑，距离并未缩短。我告诉自己不能停，就是跑到天涯海角也要抓住你。

　　他们已从玉米地跑进稻田中间，两人差不多同时滚进稻田，爬起来再跑，速度慢了不少。我看了看，决定从小路绕过去。田埂太窄，摔到田里后脚底打滑。

　　拿定主意后发力奔跑，这不是身体在奔跑，是使命，是家仇国恨在奔跑。我已经不能喊话，喊不出来，嗓子发甜，脑子发晕，但意志坚定。

　　小路绕来绕去忽高忽低，当我看不见他们时，心里特别急。离青岩堡还有几百米，我已经绕到他们前面。测字先生看见我后，像抽了筋似的坐了下去。我摇摇晃晃走过去，看见他口吐白沫。

　　连夜审讯，他拒不承认同文会馆结业证是他的，这个证件夹在《四柱疾病一语定位法》里面。皮纸单面木刻，每一页都是一个口袋。即可装书签，也可装笔记卡片，还可装结业证。他说那本书这是他在市场上买来的，哪里知道里面有什么结业证。他说出来的名字与结业证上的名字确实不符。直到从他裤子深到小腿的裤兜里搜出日本产的计步器，他才承认他是日本人的情报人员。他摇头辩解道，“婆娘娃儿要吃饭，没办法。”他不认识教授夫人，情报通过暗藏在其他小镇的同伙送出去，以传递砖瓦方式的接力，效率极高。

　　我们没权对他进行审判，审讯结束后将他押送贵阳。他为了掩护养了两只鸡，一公一母。我代表公家人这两只鸡没收，天亮前送到圆通寺，放在教授家门口，为了防止鸡逃跑，替她把鸡杀掉，以此表示我的一点点歉意。抱歉。抱歉。一堆娃娃，又没块地种菜，靠教授一个人工资，不容易啊。你们是好人，祝你们平安。

　　十、我是一条小河

　　本地本方的人把青岩说成“亲爱”，我是青岩河，听着像亲爱河。有人说江与河的区别是地域，北方称河，南方称江。有人说河是水从可，可有坎坷之意，容易改道，江从工，工，犹如人讲规矩，既讲规矩，很少改道。有人说，注入内海或湖泊叫河，注入外海或大洋叫江。有人说先秦时候，只有黄河有资格叫河，其他都叫水，长江叫江水，淮河叫淮水，渭河叫渭水，洛河叫洛水，泾河叫泾水，汉江河叫汉水，赤水河叫赤水，都不敢叫河。

　　这些说法在我这里概不成立。在花溪党武乡白马洞，一条阴河从岩洞走出来，被叫作枧槽河，来到青岩叫青岩河，从鬼打爬附近出境进入惠水县，在惠水县叫涟江，流进罗甸后叫濛江，进入广西后叫洪水河，去到广东叫珠江。叫江还是叫河，主要看是否押韵。青岩江不如青岩河顺口。从发源地到入海口远远不止这几个名字，刚进入青岩小地名叫洛凳，于是这一小段叫洛凳河。加上支流名字更多，亲爱的河是一条小河，却也有翁岗河、杨眉河、老榜河、赵司河、三岔河、龙井河大大小小十余条支流。支流是干流的一部分，此处为干流，走着走着成为别人的支流。干流是身体，支流是手臂，整个流域是千眼千手。

　　河流不仅与河流相连，还与所经之地的村庄相连。平常日子里，河水的流淌和村庄的日常事务全都无关紧要，到了一些特别的日子，河流有可能是村庄的恩典，也有可能是村庄的噩梦。实在说，河流向来谦虚，河流发疯不应该责怪河流，是天气，是它突然把那么多雨泼到地上，河流也被整得恶心呕吐半死不活。至于天气为何如此恶劣，河流无法过问。因为它们从那么高的地方砸下来，河流却又在最低处。那些山坡，树林若能多分担一点责任，河流也会好受得多。这不是辩解，这是明确责任。不过无论发生什么，我们从不相互憎恨，山坡如如不动，岸上村庄没减少，反倒是越来越多。

　　住在这些村庄里的人，对河流的喜爱多于道路，河流有声音，道路则像一个执拗的小哑巴。听惯了河流说话的人一旦听不到熟悉的声音就会失眠。特别是在河边出生、在河边长大、在河边老去的人，他们的身体和生活习惯与河流融为一体，甚至以河流的属性去比喻他们面临的一切。生命本身在流动，生活亦是。水面泛起涟漪的清晨让他们感受到活着的喜悦，夕阳西下飘逸的波纹让他们笑着意识到生命已近黄昏。越是美好的东西越让人伤感。

　　从北门到青岩堡有一架小木桥搭在小河上，摇摇晃晃吱嘎作响，小桥被洪水冲走后再搭，他们并不在意，走惯了并不惊慌。初来乍到者怀疑自己搞错，这也叫桥，故意为难人么？甚至怀疑青岩堡不好客，好客怎么搭这种桥。三根原木并排，脚呈外八字，双手奓开划着空气越走越快，像老鸟准备起飞。确实让人尴尬。

　　她第一次过桥看了又看，最担心的不是自己掉到河里去，而是担心有人看见她掉到河里去。

　　来到河边我就知道她不是本地人。我是一条小河，但所有的水都见多识广，水到过人和动物都不能到达的地方。天下水不一样，但用不着告诉远方的水，我在这里，然后等远方的水回答，我知道了，你好好侍着吧。

　　我们不可能永远待在同一个地方，我们每分每秒都在行动，两个H一个O必须动，不行动的水不叫水。她与第一次从桥上过的人最大的不同，是她看到桥后抿嘴偷笑，偷偷看了看四周，又笑。不像有些人皱眉头、抱怨、咒骂，不但骂桥，还骂桥下这条亲爱的河。我唯一的办法是向这种人翻白眼（翻白眼可是我的拿手戏），然后再也不理。看见她笑得那么小心，我推出长长的水波鼓励她：别怕，慢一点就行。

　　当她踏上小木桥，双臂没像蜻蜓那样张开，而是紧紧抓住裙摆，一只脚踏上右边原木，吸了口气，左脚踏上左边原木，右一下左一下，步子很小，走到另一头，在地上走了几步才回头，拍打着胸口，笑着摇了摇头。她从青岩回来时，发现桥面变了。有人在原木缝隙之间塞上草，再在上面铺上泥土并拍打平整。她刚才过桥时被邻居田婆婆看见，一边唠叨“啷个要得哟，啷个要得哟”一边放下手里的活，来木桥铺泥土。她铺过几十次，每次老桥冲走新桥架好就来铺，最近忙着种包谷耽搁了。她说“啷个要得哟”的意思是“这怎么行呀”，责备自己，仿佛这是她的责任。嫁到青岩堡后她就学会铺桥的方法，谁也不知道怎么就变成了她的责任，包括她自己也没想过，在他们看来，这是一个用不着想的事情。过不了几年，这个责任将顺理成章地交给她儿媳。

　　铺上泥土后好走得多，泥土松软，不用管下一脚踩在哪里，像走平常小路慢慢走过去就行。走到桥头后扬头寻找，希望看到一个人。她一个人也没看到，这是正午，没人在地里干活。在田婆婆家聊天时聊起这事，田婆婆呵呵笑，说你管它哪个铺的，走起安逸就行。和先生聊起这事，先生说，这就是他坚决回国没有半点犹豫的原因，也是他回来的意义。

　　两个月后，她带着一个孩子来到河边。这个孩子空手捧生鸡蛋一样小心翼翼。走到桥头，她说，丢下去吧。孩子手一扬，一颗牙齿飞到水中。原来是一颗乳牙。

　　上牙掉了丢屋顶，下牙掉了丢河里去。

　　“这样你就能快快长出新牙。”母亲说。

　　从这以后，孩子每次从桥上过，都要看看他的牙齿在不在。哥哥姐姐们逗他，早就被鱼吃到肚子里去了。他有点不爽，他希望它永远在亲爱河里。这颗牙并没被鱼吃掉，也没在原地。丢下来没多久涨水，它被大水带到下游，和泥沙一起壅塞岸边。又过了很多年，那颗牙停留的地方搞水上娱乐项目，牙和泥沙被一起搬走，拌和水泥浇注堤坝。形状和成分不再是一颗牙，已是一碰即碎的小石子。搞水上娱乐项目时，他已年过八旬，早已忘记这颗牙，只有青岩河还记得。

　　作为一条小河，我没有要他记住的意思。我能记住，是因为我想要记住的事情并不多。我没有脑子，不用脑子记忆，用泥沙、巨石、冲刷痕迹来记忆，比用脑子可靠得多。就连远古时期发生的事都可以被记住。

　　这一家人中，从小桥上走过次数最多的人是他们的父亲，步履矫健，踩得小桥吱嘎响。他很少左顾右盼，好像脑子里有另外一条河，他必须跟着那条河一起流淌。有一天，将旱烟卷成筒美其名青岩雪茄的烟老贵拦住他，烟老贵的雪茄又冲又呛，与真正的雪茄有天壤之别，但这并不影响他对人生的思考。

　　“你叫苏步青哈，苏教授，你的学问那么大，能不能问你个事情。”

　　由于口音，加上烟老贵其貌不扬，苏步青疑惑不解地看着他：“你好，老人家。”

　　烟老贵得意地咧嘴大笑：“我不是老人家，我只比你大几岁。我想向你请教一个问题。”

　　“请讲。”

　　“请你告诉我，人要怎么活着才有意思。”

　　烟老贵的土雪茄给座摊分销，自己也卖一点，每次结算下来，只够家里买盐和过年时给家人做套新衣服。浙大进驻青岩后销量大增，他盘算着买片大点的旱地，多种点土烟。钱刚到手，物价突然飞涨，手头的钱仍然只能买和往常差不多的东西。财富得而复失，加上家人抱怨（说他懒，做雪茄比做庄稼清闲），他觉得活着实在没意思。

　　苏步青觉得这个问题有点大又不得不回答。出于习惯性严谨，他望着小河思考。正当烟老贵觉得自己难住大教授，露出既快活又失望的表情，苏步青缓缓地说：

　　“水这么流着有意思吗？你觉得。”

　　“对河来说也许有意思，对人来说不一定。”

　　“古时候，有个国王叫商纣王，残暴好战。周武王起兵攻打他。周武王的人马和国土面积比商朝小得多，但最终把商纣王打败了。这是因为周武王获得了商纣王得不到的力量。这种力量大得不得了，天下人都帮他。人也一样，人要是获得这种力量，你就会觉得活着特别有意思。你看，不管什么人，包括动物和植物，都有一种向上的力量。不同的是，有的人力量大，有的人力量小。力量小的人会觉得一切都没意思，力量一般的人觉得活着就行，无欲无求，力量大的人，活得呱呱叫。超出常人的力量，古人说它天命。天命是什么呢，是一种特殊的力量，一颗种子从地里长出来，河水一直流，这就是天命，古书里把这种天命叫做‘德’。德是什么呢，就是真诚地帮助其他事物。不光要帮助人，还要帮助所有活着的东西，比如给幼苗浇水，给小鸡铺好窝，看到有人落水伸手把他拉起来，看到坏人敢骂敢打。周武王造反是为了保护更多人的生命，所以有德。现在日本人打中国人，有人去当兵，有人为前线提供力所能及的东西，不这样做，会觉得缺了什么。”

“缺德。”

　　“你说对了。”

　　“我家里，我是说我婆娘，她要是能懂你说的就好了。”

　　“不是这样的，把自己每天该做的事情做好，不要责怪别人，也不要责怪自己，这样也不错。”

　　烟老贵心悦诚服地向苏步青鞠躬。

　　我是一条小河，河里的水一直这么流，这也是德，这让我欣喜，也让我温柔。可惜没有人看到我欢快的浪花，白色浪花比枝头上的花更好看，并且从不凋谢。不过最可惜的是，他们在青岩堡住了大半年，稻谷金黄时已离开，这让我难以自抑，如果有人尝一口青岩河里的水，一定尝出比时多出一股苦味，一股涩味。我是一条小河，一条亲爱的河。

 来源：省作协创研部